被扫进垃圾堆的旧传统 西藏历史的真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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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0日,西藏拉萨民众发起要求中共和解放军离开西藏的示威抗议,酿成武装冲突(中国称之为西藏叛乱或藏区骚乱,西方称为西藏抗暴),其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率众出亡,至今尚未返回中国。今(2019)年恰逢上述事件60周年,包括许多流亡藏人在台组织,于3月10日共同发起“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大游行”,控诉中国政府“入侵”西藏,并批评中共政权在西藏境内的治理,是要“消灭西藏文化、语言、宗教”,并且“移入大量汉人压迫藏人生存权,所作所为几近于种族灭绝”。然而,西藏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藏传佛教又是如何看待“现代化”与“发展”呢?此前《多维新闻》已针对西藏传统严刑峻法中国解放军入藏扫除割据武装有所报道,本文为系列文章第三篇。

自1959年起,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率众流亡已有6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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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之前普遍赤贫的西藏人民

在中国的中央政府1950代再次着手治理西藏前,西藏的旧况就连西方藏学研究者都给予相当低的评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计划主任、当代西藏研究兼任教授罗伯•巴聂特Robert Barnett1953年─)称:“毫无疑问,过去的图伯特社会里面,绝大多数博巴(Bod-pa,藏语的藏人)都是相当贫穷的,而一穷二白的底层人物,往往容易受到剥削与欺凌

西方藏学著作《遮蔽的图伯特》(Authenticating Tibet)作者之一、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高级讲师安竹费雪(Andrew M. Fischer承认:“图伯特Tibet,指西藏)确实是在中国占领后的1950年代之后,才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如同世界其他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一样,人民平均余命短,而健康指标health indicators),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也很糟糕。因为没有现代的学校,教育的水平非常低,寺院成为识字与学习的主要场所。除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有小规模、先锋性的改革企图外,现代经济的绝大多数特征皆付之阙如。而二十一世纪初的情况,与这个早期的阶段已经迥然不同了。……目前的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在现代的图伯特乡村已经算是普及,虽然往往数量有限、不敷所需,……从前没有道路或其他基础建设的地方,现在都有了。……绝大多数的乡镇都有了太阳能发电的电视讯号接收站,即使是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自来水的穷乡僻壤,也都有了电视讯号站。”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19007月至19025前往西藏的首位日本僧侣河口慧海称:“在西藏,基本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特权”。这有两个意思,一是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二是受教育属于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权,而自1951年以后,“中国当局已经大大地改善了此地的教育,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0年到2000年在学校的注册的儿童,数字增加两倍以上”。201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其中谈到西藏教育时称:“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15年免费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59,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7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72.23。人口素质明显提升,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1年”,仅管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西藏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中国政府为促进西藏现代化已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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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的西藏“农奴制”

中共政权统治西藏之后,运用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西藏进行了阶级分析,并简单概括的套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给西藏,称1959以前的西藏社会为“封建农奴制”,统治阶层(僧侣与官吏)为领主、被统治阶层(平民或子民)为农奴,彼此之间只存在压迫与剥削。不过,持此立场的不是只有中国政府,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藏学家梅尔文•戈尔茨坦教授(Melvyn Goldstein1938年─)称:“西藏社会在1959年前的不平等的制度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遍的农奴制度,并指出绝大多数在西藏的人都是农奴,须要纳税、做劳役,所生子女的归属权都要由农奴的主人决定,农奴要结婚和暂时离开所属庄园的权力也要等到农奴主人的许可,也就是说,西藏的这种制度将劳动力牢牢控制在庄园与所属的领地上,劳动工作的产果绝大多数属于领主所有,即使沒有“农奴制”之名,也无法遮掩平民仅能维持着吃不保又饿不死的赤贫生活,这也是西藏旧社会最为人所诟病的事实。

诸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瞇瞇的。……西藏人之所以充满快乐,主要是由于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欺负自己的农奴,这样的现象是有,不是没有,各个地方总能找得到。但是从总的来说,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多了”。然而,被统治阶级在无法改变劳动条件、社会阶层与所得收入的情况下,只能苦中作乐,才能让艰苦的现世稍微好过些;达赖喇嘛自被选为转世童起,一直到坐床、亲政,不仅不用从事劳动,还能接受教育识字、把玩钟表望远镜的事物,过着被供养且不接地气的生活,实在没有立场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藏人发声,不只代表不了600万藏人,更让人质疑他抗拒社会改革与西藏现代化的动机。反观201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人民幣10,339約合1,550美元),并呈現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年西藏人均GDP達到34,751元人民幣(约合5,200美元)GDP总量增速也在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首位,如今西藏人民普遍早已摆脱赤贫,恐怕沒人会怀念过往的一穷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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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现代化与藏传佛教的经济观

西藏因其地势高耸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形成一个与外界相对封闭的环境,保存了自成体系的政教关系、社会文化与经济生产方式。然而,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后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进而向全世界扩张,也给全球各地带去了西欧生活为主的“现代化”,当全球化进程启动之后,西藏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台湾学者杨开煌表示,“对少数民族而言,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们追求现代化的权利,在全世界也不存在拒绝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但是一旦现代化的进程被启动,它就无法停止,它也必然影响到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化与价值观。”既然今天的西藏已呈现了现代化的样貌,就更没有理由保持过去由僧侣统治的旧社会样貌,继续推动各项现代化的改革才是符合大多数西藏人民利益的事。

而现代化绕不开的是经济成长,事实上,藏传佛教并不排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只是手段,重点在于社会成员的幸福,美籍佛教僧侣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1944年─)称:“精神心灵生活才是我们最尊崇的追求”;藏传佛教喇嘛索达吉堪布也称:“在佛教的认识里,即使是讲经济,也不是纯粹在说外在财富,而更多会强调内在财富”、“财产观是藏传佛教经济观的中心”。既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对西藏人民和藏传佛教皆有正面意义,再将西藏作为一个博物馆式、原封不动的封闭式文化场域,只能向世人展现传统生活方式与藏传佛教,彷佛被豢养在动物园中的动物般供游客欣赏,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西藏人民追求幸福的现代化生活,也违背藏传佛教的经济观。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西藏在扫除过去种种积弊后,于2019年早已挥别过去、呈现崭新的面貌。而西藏不仅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更是全中国人民共同享有的“高原佛国”,在难以抗拒的现代化浪潮来临之际,更应该注意的,是其自然风光、丰富的人文气息与发展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西藏也才能持续吸收外来的文化刺激,使西藏文化与时俱进、历久弥新,鲜活的展示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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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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