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密档:《大陆匪情》中的邓小平文革复出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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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 08:41:0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国史馆解密并公开了一大批档案文献,尤其是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文献档案,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另一个解读中国大陆历史的视角。

1974年2月1日至2月27日的台湾外交部《大陆匪情(剪报)》,收录了台湾联合报1974年2月2日“匪情专栏”刊登的一篇名为《邓小平又窜高的现实原因探讨——他是要接周恩来的班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说法来解答毛泽东在文革中为何对邓小平网开一面,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一位颇为有趣的人物——曾是与刘少奇共事。

在项遒光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重新起用邓小平,关键在于邓小平在文革初期曾放毛泽东一马(图源:VCG)

一位“有故事”的作者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项遒光,由台湾国史馆公开的其他档案同一时期收录的报刊文章可知,此人当时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大陆问题研究所即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然而,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搜索项遒光之名,不仅资料极其稀少,也无法获得其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任何信息。但有意思的是,在谷歌搜索中出现了一位名叫项遒光的中共叛徒。

此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专责对张学良被软禁后群龙无首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在中共鄂西北地下组织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叛变,供出了时任国民党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后在淮海战役中阵前起义的何基沣曾向新四军李先念部提供经费的线索,致使何基沣被押往重庆软禁一年多,终因“证据不足”获释,并升任77军军长。

中共建政后,很多原国民党高级干部被编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写出来,由中共官方编辑出版,以保存珍贵史料。在其中一套《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务组织”分册中也多次出现了项遒光之名。

在原国民党保密局少将专员王业鸿的《保密局初期的组织和人事简况》一文中,提及项遒光在保密局成立初期担任徐州站站长。在原国民党保密局军事联络组上校组长、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上校督察长关梦龄《长春督察处对革命人士的血腥屠杀》一文中,1948年时项遒光已经前往保密局长春站工作。

不过,根据中共方面关于1939年“小项事件”的记载,这位名叫项遒光的中共叛徒应为项乃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务组织”分册中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项遒光就是项乃光,项遒光之名可能是叛变中共后使用的名字。

关梦龄在《军统在东北地区的组织》一文中提到,1947年6月保密局将徐州站站长项乃光调任长春站站长,并明确指出“项是共产党的叛徒,在军统局一惯从事反共活动。在抗战时期,他先充任特侦站站长,就是专门对共产党开展破坏工作的”。

从中共披露的资料来看,项乃光1915年出生于辽宁开原,在中共党内称之为“小项”。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东北大学上学时参加中共。“1936年担任过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后专门从事对国民党军的统战联络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中共中原局对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可以说他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活动的全部情况。”

1939年,项乃光担任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时,怀揣着何基沣给李先念的数万银元经费主动向国民党投诚。巧合的是,其投诚对象是第五战区77军179师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时任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正是何基沣,何基沣也是在1939年加入到中共,幸运的是何基沣是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项乃光并不知悉。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驻地为河南确山县竹沟镇。项乃光叛变后,中共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国民党杂牌军中的党组织和统战工作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而据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项乃光之所以叛变是因“他将毛蒋两公的著作(即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背诵如流,对比评论两本著作,表示赞同蒋公的,因此,才来自首”,“希望平平安安过日子,发挥其思想自由,并能发挥一技之长,来建设新中国。”

综合国共双方资料来看,项乃光投诚后国民党极为重视,蒋介石亲自在重庆接见,称他是张国焘之后又一个“党国的忠臣”。随后项乃光加入军统,先后任保密局徐州站、长春站少将站长,1948年10月于长春解放当晚化装逃走,从北平经南京前往台湾。其抵达台湾之后的经历,除了前述的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身份,没有任何公开披露。

使用中共叛徒反共和研究中共,似乎是国民党的一项传统,张国焘如此,项乃光也是如此。当然,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回忆来看,项乃光在长春任职期间反共是极为卖力的,长春解放前还下令处死了大批政治犯。而其之所以能够逃出升天,也与他对中共的了解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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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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