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划界“前传” 清末民初的外蒙古南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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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独立于1911年12月29日,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转世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为“博克多汗”,建立“大蒙古国”。但清朝政府与后继的民国政府并不承认,双方曾发生诸多军事冲突,这些清末民初战争的停战线,奠定了当今蒙古国国界的基础,而蒙古与中国的边界问题,则要从17世纪末说起。

锡林郭勒盟是与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自治区下的行政区,图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牧民们在草原上驯马(图源:新华社)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后者抵挡不住,向康熙皇帝求援,进一步于1691年的多伦会盟(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中,确立清廷与喀尔喀蒙古各部王公的宗藩关系。清代喀尔喀蒙古又称漠北蒙古,分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以及三音诺颜部等四部,其中前三个汗部都延续明末清初蒙古各汗分立的格局,而保有汗位,而三音诺颜部则是雍正九年(1731年)从土谢图汗部析出,最高阶的王公为和硕亲王。各部之下,还有许多旗,皆由旗长(札萨克王公)世袭统治。

外蒙古四部之所以能够整合,相当大的因素是格鲁派领袖哲布尊丹巴一系的长久经营。一世与二世哲布尊丹巴,皆出身自土谢图汗家族。由于具有成吉思汗血脉,又受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的加持,使哲布尊丹巴很快在外蒙古地区树立起其宗教领袖的地位,也协助了格鲁派的北传、建立许多重要寺庙。

清帝对于哲布尊丹巴一系的政治影响力相当理解,因而在争取喀尔喀蒙古归入清朝版图时,也大加优礼;之后逢蒙古地区发生事变时,乾隆皇帝还赐予“辅教安众”封号,未见任何责备之意。但到了清末,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推行新政过于急躁,危及外蒙古王公与喇嘛等诸多既得利益者,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倾向支持蒙古独立、建立整个大蒙古国,藉由俄国的协助与辛亥革命的契机,顺势宣布独立。

独立后的蒙古国一直与俄国(苏联)维持良好紧密关系。图为2018年9月11日,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为期三天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图源:VCG)

独立之后的外蒙古,因为希望建立整个大蒙古国,与民国政府兵戎相见。1913年1月,库伦政府兵部发兵五路进攻内蒙古、同年6月新疆北方的科布多与阿尔泰战争也爆发,外蒙古南界几乎处处烽火,当地蒙古人称为“牛年之乱”。内蒙古的战事,民国政府先是溃败,得到补给后反攻,双方大致僵持于清代界线附近;科布多则由外蒙古军队攻陷,科布多办事大臣被遣送出境,民国政府只掌握清末从科布多分出来的阿尔泰地区,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出部队增援,双方僵持于察罕通谷一带。

在这段时间,中国与沙俄针对外蒙古问题展开多次争论与协商,于1913年底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后,外蒙古与民国的部队才停战。

而后中、俄、蒙三方于1915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外蒙古主权归属中国,但中国承认先前《俄蒙协约》(给予俄国诸多政治经济特权),也允许外蒙古自治、不设驻军。这两个条约的意义在于,外蒙古部队进攻后的停战线得到承认,而成为外蒙古的南界。

百余年前的停战线、最后演变为国界,如今则为通商口岸,图为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口岸。 阿尔山口岸位于中蒙边界努木尔根河右岸门山处,与阿尔山口岸对应的是蒙古国东方省的松贝尔口岸(图源:VCG)

这些新斩获的地区,包含科布多(原属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达里冈厓(清代官牧场,原属内务府上驷院)、今新疆东部一带、锡林郭勒盟与乌兰察布盟北境,以及呼伦贝尔的一部份(呼伦贝尔在民国初年也曾短暂独立)。除了战争的直接影响外,有一些地方乃是边境线附近原本不属于喀尔喀蒙古四部管辖的其他蒙古王公,响应“大蒙古国”号召、率众加入外蒙古,而导致边界的变动。

清末民初依循停战线所划定的分界,虽然没有经过精确测绘或建置过明确的界碑与完整的界线,仍是奠定喀尔喀蒙古转变为现代外蒙古、以及日后蒙古国的国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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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廖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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