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 揭开中蒙划界的复杂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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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62年签订的《中蒙边界条约》,距今已五十余年,但因年代久远,加上一般政治学、历史学或国际关系学者少有人研究,故外界所知也甚少。其实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思想与外交互动,相当值得探究。

中蒙划界完成之后,两国才迈入“正常国家关系”。图为2018年2月11日,驻守在中蒙边境的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阿尔山边防检查站官兵(图源:VCG)

当地时间3月13日,台湾新竹交通大学邀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戴维迪恩东亚研究所与历史系讲座教授(David Dean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刘晓原主讲“民族、阶级、国家的纠结:中蒙划界始末”,以新进解密的中共、蒙古国、苏联,甚至美国档案,揭开1962年中蒙划界背后复杂的历史情愫。

中蒙划界的核心问题,涉及各方行为者(包含苏联、蒙古、中共、此前的中华民国政府,甚至日本、美国、英国)对昔日外蒙古边界的认识,以及所暗指的,对“中国”范围的态度。这当中,刘晓原首先提到的是苏联的立场,苏联一向抱持把中国境内的内蒙古与俗称外蒙古的蒙古国区隔的观点,这其实是一种战略考虑;而美国官方的相关档案亦显示,其对于外蒙古,甚至是新疆、西藏等地,都有明确的、不属于中国边界的认定,具体展现在地图的测绘上。

而最为值得关注的,当为国际局势的影响与中国政府的态度。1945年初,为促使苏联对日宣战,美英苏三国于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并签订《雅尔塔密约》,规定“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只能与苏联谈判,并完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外蒙古人民以投票方式决定是否独立,并且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外蒙古投票结果以100%同意票通过独立后,中华民国政府依约承认。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刘晓原教授应邀至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演讲,讲题针对1962年中蒙划界问题,分析背后的民族、阶级与国家关系(多维记者:廖士锋/摄)

但国共内战后,胜利的中共政府并不满意外蒙古的独立。此前因为苏联明确区分内、外蒙古的政策,使内蒙古自治与革命运动无法并入外蒙古,而被中共吸纳。

刘晓原根据档案指出,已经由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进而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共政府,原本希望能够也将外蒙古再度纳入中国之内,包含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数度对斯大林有意无意地提出“蒙古问题”,但都被苏联强硬否定。

刘晓原特别指出,中共一开始并不急着中蒙划界,除了对外蒙古纳入中国抱有期待外,也因为在“社会主义”兄弟的情谊下,没有急着划界的必要性,毕竟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阶级团结胜利之后,是不需要国界的。

但是冷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变了上述的情境,因为成为地缘政治的“板块问题”,外蒙古划界的需求才会越发急速。1950年代末期,中共与苏共开始交恶,外蒙古在其中偏向苏联,1957年中蒙划界被提上议程,而后1958年苏联也与蒙古国进行划界。

但是中共与外蒙古的划界却拖了五年,哪怕是1958年要求“以大跃进的速度进行边界调查”,都无法加快,直到1962年才完成。刘晓原认为,这是因为“双方低估了勘画边界的复杂性,同时高估了兄弟国家之间的亲密程度”,实际考虑还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划界涉及“点、线问题”,中蒙划界主要争议之处为北疆与内蒙古东部地区,但是因为此前已有“巡逻线”、“边境线”、“边境地带”等边防机制(也为了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最后的划界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至于到底是中方还是蒙方得到较多土地?刘晓原认为要看怎么算,如果是按照蒙方1958年提出的苏联制地图为基准,其实最后蒙方做了让步。

蒙古在1921年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直到1992年方转变为民主国家,图为1960年代的蒙古百姓(图源:新浪网)

刘晓原提到,划界涉及复杂的国际、党际、族际问题,并且在冷战脉络下,与各方的外交考虑息息相关。划界完成后,中共与蒙古国之间才能确立正常国家关系,这也代表“领土转型”在某种程度上的完成。至于边境线的实际意义为何?曾在内蒙古自治区“插队”的刘晓原表示,其实主要的功用就是“防火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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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廖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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