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望天涯吊伟人 日据台人对孙中山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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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日,是中国革命先行者暨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逝世纪念日,也因此被订为植树节以资缅怀。孙中山对全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也是国共两党共同尊奉的领导者,双方都自居为实践孙中山路线的正统。至于台湾地区,尽管到1945年才因中国抗战胜利获得光复,但早在清朝被推翻之前,台人便得悉孙中山的活动事迹,因此对一生奔走革命、呼吁中国觉醒的孙中山,一点也不陌生,甚至还有不少台人受到感召,投奔其麾下参与革命。

孙中山与台湾的渊源颇早,1894年成立兴中会,翌年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便是趁甲午战争战败、清朝割让台澎赔偿巨款导致的汹涌民怨举事。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人逃亡日本,并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7年,陈少白向孙中山商议前往台湾发展革命势力:“自从甲午战败,满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之后,年来不知搅到怎样一个地步,我没有到过台湾,我倒要前去观察,那里我有一个日本朋友约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里活动活动,或者可以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岂不胜呆住在这里”。

在孙中山(前排中坐者)一生的革命历程中,均有不少台湾人投身响应(图源:VCG)

意见获得孙中山赞同后,陈少白随即动身前往台湾,并与当地商人杨心如(杨鹤龄族侄)、吴文秀、赵满朝等人成立兴中会台湾分会。据陈少白回忆,尽管台湾加入的会员不够多,但捐献竟也有二三千块。到了1900年惠州起义时,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又冀望获得日本支持,孙中山便亲履台湾,将该处作为指挥基地,杨心如等台湾会员均为其大力筹议。直到日本内阁改组、下令禁止接济革命军后,孙中山才不得不通告正在前线奋战的郑士良政情忽变,外援不可恃,是次革命遂告失败。但孙中山在台湾扎下的革命根基,并未就此溃散。

促使台湾人对孙中山向往更深的转折,当是1910年同盟会会员王兆铭的到来。祖籍福建漳州的王兆铭抵达台湾后,一面进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今台湾大学医学院就读,一面秘密发展组织招募同志,在他的影响下,台南人翁俊明成为第一位同盟会台籍会员,蒋渭水、苏樵山、杜聪明等人亦陆续加入同盟会台湾分会,渠等还另立复元会,不时秘密商议如何驱逐日本、光复台湾的事宜。据杜聪明回忆,他们很喜欢听王兆铭、陈春辉等人讲述革命经过,甚至还聘请过一位懂北京话的老师学习北京话。当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后,同盟会台湾分会也随之响应,派出杜聪明和翁俊明携带霍乱菌前往北京欲投水毒杀袁世凯,并在日本神户与孙中山会晤。显见即使在日本的高压殖民下,台湾仍不愿缺席全中国的革命之路。

虽然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由革命组织转型为国民党,而台湾分会由于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无法公开,不得不于1914年解散,但蒋渭水、翁俊明等人仍继续追奉孙中山为民族领袖,并成为抗日的要角。尤其是有“台湾孙中山”之誉的蒋渭水,其实从无分裂台湾于中国的意图,其始终宣扬自己对“三民主义”、“孙文主义”的信仰,1927年成立台湾民众党时,还刻意在党旗上模仿中华民国国旗。而当台湾民众党逐渐因路线问题分裂后,曾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何景寮,讽刺称“很崇拜三民主义的渭水君那勇敢的立刻的把‘马列主义乃是社会运动家的罗针’一句话讲出来而已”,指责蒋渭水悖离孙中山路线、成为马列主义信徒。陈逢源亦指责蒋渭水“把历来所信仰的孙先生的理论束之高阁,渐趋入最时髦的马列先生的理论之门”,而这些攻讦都遭到蒋渭水的否认,而这也从反面显示蒋渭水对孙中山理念的追随。此外,当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来后,蒋渭水也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唉!孙先生死!》,悼念:“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哭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显然,蒋渭水不但宗奉孙中山思想,更没把台湾与中国大陆上的“四万万国民”区隔开来。当1928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还有王钟麟、谢春木等台湾民众党党员到场献上花圈,以代表台湾人的哀思。

至于翁俊明则在日后回到大陆加入抗日战争大业,并成为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向国民政府力陈收复台湾的重要性。还有在抗战时组建“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其民族意识启蒙颇早,于1921年便加入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接着于1924年前往广东入读黄埔军校。当孙中山注意到竟有这么一个台籍青年加入革命军时,便叮嘱其于周日常往廖仲恺住处,学习北京官话和讨论革命问题,并帮助李友邦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其宗旨正是驱逐日本殖民势力、让台湾返回中国怀抱。还有台中雾峰林家后裔林资铿(又称林祖密),在抵抗日本殖民失败后,率领家属返回福建,并在孙中山至广州发起护法运动时举兵响应,受孙中山委任为闽南军司令,成功攻下福建安溪、大田、永安等处,壮大孙中山的声势。无奈于1925年,林资铿遭到孙传芳手下张毅捕杀,中国国民党则于1940年正式抚恤其遗属,并将林资铿的事迹列入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内,以嘉勉这位台湾志士的牺牲。

即使在孙中山逝世后,台湾岛内的有识之士仍不时集会追悼。根据1926年3月《台湾民报》的记载,在台北召开的追悼会竟人山人海,民众也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还有国民党党员宋渊源讲授“中山主义”,此后各地年年均有纪念讲演会。但日本忌惮台湾人由此激发民族思想,故屡次弹压,拘捕演讲者或民众。1927年,台南商店兴文堂,自福州文翰轩进口印有孙中山遗嘱的纪念墨条,也遭日本警察没收,日本警察甚至蛮横地扬言“台湾人不可崇拜孙中山,台湾是殖民地,殖民地的人,不可认中山为殖民地的伟人”。不过各地商铺不畏日本取缔,依旧继续贩卖纪念孙中山的笔、保温瓶、钟表等日用品。更有甚者,1928年台南佳里庄(今台南市佳里区)庄长黄深渊、耆老郑掁叶重修庙宇金唐殿时,礼聘汕头工匠何金龙赴台修缮,竟在庙里安放孙中山塑像。还有台南总赶宫,也在庙壁上彩绘《孙中山先生畅游南海普陀山志奇》,以神格化的形式纪念膜拜孙中山。

今日的两岸民众,对孙中山早年与台湾渊源的历史并不甚熟知,尤其是台湾以解构“党国威权”为名,行“去中国化”、“去蒋化”为实的风潮下,更是不愿将台湾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内,不少台湾抗日志士向往大陆的情怀亦遭忽略,孙中山的史事更不受重视。但只要爬梳史料与亲历各地史迹,便不难发现即使在日本刻意隔绝大陆消息的殖民时期,台湾仍有不少人支持孙中山、或直接献身复兴事业,这段慷慨激昂的历史,是绝不会轻易被有心人士给删改抹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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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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