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史观”与 “新清史”如何解构中华史观

+

A

-

1959年3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拉萨,从此展开海外的流亡生涯,迄今即将届满60年。2019年3月,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等民间团体共同发起“浩劫一甲子、西藏要自由─310西藏抗暴60周年大游行”,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于1959年被中国并吞”,以及控诉“以现代化之名汉化藏人为中国人”,“使其语言、文化和宗教严重流失”。配合政治运动,于今(2019)年也在台湾大量出版关于“新清史”、“内陆亚洲史观”(内亚史观)的书籍,欲从历史论述上解构“清帝国是中华帝国“,以及“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现实,进而否定中国大陆政府统治西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究竟在“新清史”、“内亚史观”笔下的满、藏关系是什么样貌?又存在哪些论述上的谬误呢?

“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游行”将于当地时间3月10日举办,图为3月7日召开的行前记者会(多维记者:李旻薇/摄)
1
清帝国是中华帝国还是“内亚帝国”?

日本学者平野聪称:“清国打从一开始便是以内亚帝国之姿崛起,并持续发展,绝非像是日本人一般认为的‘东亚的中华帝国’或‘历代中华帝国的最后王朝’之类的国家。……清帝国的发展,主要是将内亚人民与汉人透过同一位皇帝结合起来,这个结果几乎与所谓的‘中华世界’、‘中华帝国’的运作机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理由有三:一是坚持以中华正统王朝自居的明朝,对于周边民族和地区仅用封贡手段、朝贡贸易维持关系,无法直接对这些地区行使权力,依此逻辑延伸到清代,排除清帝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治;二是女真、蒙古、西藏人对儒学、汉字等汉文化“并没有感到那么憧憬”,所以西藏与汉文化圈基本绝缘,也就不属于中华的政治权力关系内;三是他解释朝鲜使节在京师(今北京)被清军机大臣问到“是否想和西番(西藏)圣僧见面”时,情绪是晴天霹雳的,认为这不合儒家礼法,且“不与他国人士相互交流,才是透过朝贡关系中的‘礼’,与皇帝建立起关系的小国所应采取的态度”,借此证明清代朝鲜燕行使(出使燕京的使者)内心还是否认清帝作为中华文化正统的继承人,同时间接否定西藏作为天下秩序圈的一份子。

2
以今非古的错误

然而,平野聪的论点却犯了几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一是犯了以今非古的错。在19纪之前,西方尚未诞生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更遑论将此政治观传至东方;而存在于14世纪至17世纪的明王朝,自然也就使用中央集权及传统“天下观─朝贡贸易”的体系来统治、羁縻偌大的帝国。台湾学者汪荣祖称:“八旗可以说是像联邦制的联旗制,而各旗之属人除女真族之外,也包括蒙古族、汉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并不是欧立德(Mark C. Elliott1968迄今,当代“新清史”学者)所谓的族群认同,而是认同旗主,是一种君臣的封建关系

反推回去,同时期的法兰西王国、日耳曼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尚有公国、侯国、教会领地、自由邦、自由城市、骑士领地等,法兰西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样是以封建制度维系政体,不能直接对这些领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统治,可见无论东西方,在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建立或传入之前,对境内所有地区“直接行使权力”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使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没有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统治,但清乾隆时期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金瓶掣签”制度,却是将包括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四大活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认证权力收归中央所有。清亡后民国时期也继续沿用,仅西藏一地,就有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的39个活佛转世系统,共70多名活佛是通过“金瓶掣签”所认定,就算是遇到战乱,也是由中央政府特令“免予金瓶掣签”。

第六世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3
否定满族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

二是否定女真、蒙古、西藏人对儒学、汉字等汉文化感兴趣的程度。汪荣祖表示,“清帝自称是中国的皇帝,不仅崇儒,对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使儒家经典以及各类文集大量流通,清朝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儒教化的朝代,……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台大政治所硕士生刘燕婷也持相同的观点:清帝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国”没错,但它在满文档案中的使用频率却远低于“Dulimbai Gurun”(意为中国);康熙遗诏的满文原件、尼布楚条约满文版以及其他诸多文献中,讲到国名用的都是“中国”、而非“大清国”。在清代帝王的称谓上,康熙遗诏满文原本中,康熙的称谓用了 “xôwangdi”,即由满文音译为汉文的“皇帝”,而非内亚民族传统惯用的“汗”(xan)。”如果满族对汉文化如此不感兴趣,又何以在国号和称谓上频繁使用汉人的“中国”或“皇帝”等政治符号呢?

4
缺乏在历史中对儒家“差序格局”的查考

三是无视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差序格局”。已故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年)曾以“差序格局”形容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呈同心圆般、一圈圈由近而远的向外排列,这个理论同样可以拿来论证依照地理远近,安排王城(帝都)与周边地区(部族)的亲疏关系,同时也规定了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体现在儒家礼法中的“五服”,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而儒家的礼法只规定了周边诸侯、藩属与天子的远近关系,并没有限制外藩之间不能交往。事实上,朝鲜、琉球、安南等清藩属国彼此往来络绎不绝,亦留下丰富的笔谈史料,所以朝鲜使节绝不会因为被询问“是否要与西藏喇嘛见面”而震惊万分;在儒家传统“天下观”里,尽管内外亲疏有别,但“天下”有共同一个皇帝(天子、秩序的中心),称“君臣一体”也无不可,“班禅喇嘛与中朝(中国)之人同为一体”也是自然不过的事,享有同一套秩序的“天下”。

5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纪念达赖喇嘛出亡60周年的“310大游行”即将来临,境外各种不加思索便一面倒的同情流亡藏人的言论也纷纷出炉,甚至是以学术论着为手段,借用“新清史”、“内亚史观”的基调,重新解构中华史观。今(2019)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刊出《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一文也揭示了这点:“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代表长此以往下去,丰富的历史素材将被错误解读,既有历史论述被解构、偷换概念,进而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

严格说来,“新清史”附属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之下,但其实并未获得西方主流内亚、满学、清史研究界的重视,只是它其中所含的“反中”元素,正好符合台湾社会的“政治正确”,所以在台湾流行了起来。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意大利学者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依据不同的需求,对史实做出选择性的裁剪(包括视而不见),并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历史解释,方兴未艾的“新清史”、“内亚史观”恐怕也是如此。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平承诩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