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被学界冠上异称的罗马帝国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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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与大众印象中的罗马帝国灭亡年份,几乎咸认是西罗马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463-480年)遭奥多亚克(OdoacerOdovacar433-493年)罢黜的公元476年,仍屹立在帝国东部的东罗马帝国则遭忽视或贬低,甚至被冠上拜占庭帝国这个根本不曾出现的国号,彷佛罗马帝国的政制、文化与人民已消逝无踪,丝毫未正视东罗马在1453年灭亡前仍延续罗马国号、百姓自称罗马人、以及周遭的斯拉夫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与土耳其人也称呼其为罗马的事实。

欧美学者对于拜占帝国的起始时间争议,在本质上就隐然体现将其割裂于罗马范畴之外的思维。部分学者主张,当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44-312年)284年登基后,建立奥古斯都(正帝)凯撒(副帝)各两名的四帝共治制(Tetrarchy便是拜占庭帝国元年。部分则主张君士坦丁一世(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 Augustus274-337年)在330年迁都至改名为新罗马Nova Roma,又称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后才是亦有人认为当君士坦丁一世扫平对手、重新一统帝国的324年才是拜占的起点。另外,还有学者认定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7-395年)将罗马帝国交由两位儿子分治东西部的395年,使拜占庭帝国由此诞生;亦有人将476年西罗马的灭亡视为拜占的开

君士坦丁一世扩建拜占庭,将之打造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图源:Reedit网站)

然而,无论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渠等对帝国的分治,仅是为了应付繁重的军事与行政需求,从未认为帝国就此分裂。新罗马的命名与规划,更是全然效法旧罗马城,如仿照罗马依七座山丘分立城区的建置,即使君士坦丁堡没有第七座山丘,也要将第七丘城区设在城外的金角湾上;还有依循罗马将政治中心设在第二丘卡比托利欧(Collis Capitolinus)的传统,将君士坦丁堡的治所置于第二丘,且同样命名为卡比托利欧。这种延续性,恰好呈现时人并未因迁都而改变对罗马帝国的认同与范围。此外,上述学者一面上溯拜占的起讫时间,一面又公认476年罗马帝国灭亡,那这中间的罗马帝国又该被归属在哪段历史去?这种尴尬的矛盾,正显示欧美学者摈斥拜占庭为罗马帝国延续、甚至是欧洲文明进程一份子的西欧中心论观念。

即使在
476年罗慕路奥古斯都遭废位后,时人多认为罗马帝国仍存续,如奥多亚克推翻前者后,便向东罗马皇帝芝诺(Flavius Zeno425-491年)派出一名元老作为使节,献上西罗马的统治权,宣称从此芝诺为唯一皇帝,并向芝诺请封贵族与统治意大利地区的总督名衔,在形式上恢复了一国一帝的罗马统一。

还有建立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 Kingdom)的狄奥多里克(Flavius Theodericus,454-526年),最初也是以东罗马官员的身分受芝诺委派,前往意大利驱逐奥多亚克以收复失土,即使在自立为王后,狄奥多里克仍承认芝诺的继位者阿纳斯塔修斯(Flavius Anastasius,491-518年)的宗主权,并照样向其请授总督名号以巩固统治。至于当时西欧最强盛的法兰克王国,开创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的克洛维(Clovis I,466-511年),也透过图尔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94年)向阿纳斯塔修斯求得执政官的头衔,借以合法统治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今法国)。

正因名义上东罗马皇帝是全罗马的唯一合法统治者,日耳曼人建立的诸王国也多奉东罗马为正朔,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483-527年)等君主也才会挥兵西向,汲汲于恢复罗马旧疆。莫里斯(Flavius Mauricius Tiberius Augustus539-602年)更是遗命由二子在君士坦堡与罗马城分治帝国,延续戴克里先与狄奥多西的政治传统。君士坦斯(Constans II630-668年)还造访罗马城,并一度起意还都于此。但当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与伦巴德王国(Lombard Kingdom568774)相继崛起后,东罗马皇帝的权威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伦巴德王国敌视东罗马帝国,并不停攻取其在意大利上的领土。曾受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扶持复位的罗马主教利奥三世(Papa Leo III750-816年),明白东罗马早已无力可保护自己,再加上在破坏圣像运动一事上与东罗马龃龉,遂再度向查理大帝求救,并在800年加冕其为罗马皇帝,挑唆查理大帝否定曾承认的东罗马女皇伊琳娜(Eirene the Athenian752-803年)帝位,希冀让法兰克人成为新靠山。此举令东罗马帝国大为光火,但由于忙着抵御阿拉伯人与保加尔人的入侵,无力惩戒罗马主教与法兰克王国,最后只能默认。两个罗马的对峙,就此导致日后西欧逐渐不再视东罗马帝国为正统。

更关键的事件,则是962年奥托一世(Otto I,912-973年)加冕称帝、开创神圣罗马帝国。奥托一世于968年派遣奎摩那主教里欧德邦德(Liutprand of Cremona,920-972年)出使君士坦丁堡,同时携带罗马教宗若望十三世(Ioannes XIII,?-972年)致东罗马皇帝尼斯佛鲁斯二世(Nicephorus II Phocas,912-969年)的书函。若望十三世竟在信里称呼尼斯佛鲁斯二世为“希腊皇帝陛下”,结果招来东罗马的严厉斥责,申明早在君士坦丁迁都时,象征帝国权力的皇冠、元老院、军队都已随之离开罗马旧城,自己正是不折不扣的罗马正统。

然而,争夺罗马遗产的西欧诸国和罗马教宗可不这样想,渠等自命为罗马文明的传承者,对于城市化发达、商业兴盛、官僚组织严密、教育完善、又保有罗马国号的东罗马嗤之以鼻,一味指责拜占庭帝国充斥东方式的君主崇拜、东正教为异端,借以提高自己的独立与法统。罗马教廷也透过伪造的文件《君士坦丁献礼》(Donatio Constantini),建立世俗王权已从君士坦丁一世移转给罗马主教、再授予查理大帝以降诸王的谱系,大倡“君权神授”,以抵制东罗马的宗主权。曾担任奥托三世(Otto III,980-1002年)教师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946-1003年),甚至宣称奥托三世才是真正的罗马皇帝,东部的“希腊皇帝”已背离罗马传统。到了16世纪,奥格斯堡的学者沃尔夫(Hieronymous Wolf,1516-1580年),为了区别古典希腊文献和中世纪以希腊文撰写的东罗马史料,刻意将后者冠称为“拜占庭”,于是拜占庭帝国的名号渐渐成了东罗马的代称,同时也化为与欧洲文明有别的异类,左右人们对其历史的观感。

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著名大哲更是纷纷猛烈攻讦拜占庭,视其为愚昧、腐化的政权象征,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等学者皆然。如孟德斯鸠附和若望十三世的看法,称呼东罗马为“希腊帝国”;吉朋也不客气地指责:“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僭用并且羞辱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字”。在浪漫主义与民族运动兴起后,拜占庭又遭持续异化为非罗马、非欧洲的东方专制国度,即使到了20世纪初期,仍有学者认为拜占庭文明应该与波斯、阿拉伯文明同列,欧洲历史的重心则在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以降的西欧地区,彻底无视东罗马帝国乃至整个东欧的意义,展现西欧中心论的傲慢。

西欧贬抑东罗马的历史,除了出于增进自身的文化与政治自信以外,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也催化渠等对东罗马看法的质变。俄罗斯与奥斯曼皆自许为罗马的继承者,尤其是奥斯曼君王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1432-1481年)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曾采用“罗马苏丹”这称号。但倘若承认俄罗斯与奥斯曼对罗马文明的继承,将不利西欧建构带有先进性、文明性、用以区别落后他者的中心观。这种偏狭的思维,长期阻碍欧美学界对东罗马历史的研究与客观评价,甚至输出到其余地区。因此可以说,“拜占庭帝国”从罗马帝国的断裂与异化,正是政教冲突、以及西欧中心论膨胀下的加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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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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