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选择:明清永佃制与“三权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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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7 05:02:57

南明绍宗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9月,受福建汀州宁化县(今三明宁化县)黄通起义影响,江西赣州石城县佃农在吴万乾领导下起义,多次围攻县城,瑞金等地争相响应。在明末众多农民起义中,吴万乾起义微不足道。然而,相比李自成继承自历代农民起义的“均田免粮”口号,吴万乾在“抗租、减租”之外,喊出了自己的独特口号——“倡永佃”,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提出“争永佃”的口号。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土地就有一种执念,图中这种梯田对土地的极致利用,则是这种执念的体现(图源:VCG)

所谓“永佃”,乾隆朝《瑞金县志》谈到瑞金起义目的时,称“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作之本。而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即佃农获得所耕作土地的永久租佃权,不因田地产权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租佃制下,佃农对稳定的租佃生活、土地产权的渴望,也是在土地私有,商品经济之下,农民关于土地做出的自认为有利的选择。

明末产生追求“永佃”的农民起义,表明“永佃”在当时并非新生事物,实际上在土地私有化全面压倒土地国有的宋朝,“永佃”就已经出现。对于永佃的产生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农民开垦地主的荒芜土地而付出了工本,佃农以工本为理由而取得了永佃权;有的说是由于农民向地主交了押租,农民以此为条件而获得了永佃权;或者认为是在前两种情况之外,用货币购买是永佃权产生的原因之一”,不一而足。

但一个共识就是,定额地租取代比例地租是一个大前提。而定额地租的出现又与宋朝大规模土地私有化、不抑兼并分不开。在土地集中之下,地主拥有大量土地,获知具体收成成本太高,而农民在宋朝人身自由不再受束缚,拥有了选择地主的权利,因而地主讨好“客户”在宋朝并非什么新鲜事,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地主采用了定额地租。进而为谋求稳定的租佃关系,地主与农民以契约形式确定固定的地租,只要农民按时交租地主并不能随意收回土地。

以定额地租为起点,台湾经济史专家赵冈在专著《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认为,从押佃到永佃经历了4个阶段:地主给佃户无固定期限耕作权;无固定期限耕作权进化为永久耕作权;永久耕作权在地主同意下可以转让他人;拥有永久耕作权的佃户可以自由转让耕作权。

永佃制在宋朝出现后,至明清时期,在中国南方普遍存在。清初文学家、江西宁都人魏礼1646年时曾有这样的记述:“(宁都)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南方永佃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南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刺激下,永佃制下一块土地演化出了三种权力,土地产权(田骨),永佃权(田皮),收佃权。三种权力全部具有了价值,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相比产权、收佃权,永佃权甚至具有了更高的价值。究其原因,“(田皮)价之高者,因出息(利)广,厚利皆归佃人,而田主仅得些须之租。”清代陈盛韶的《问俗录·仙游县》也写道:“田分根面,根(田皮)系耕田纳租,极贵;面系取租完粮,极贱。”

在土地私有大背景下,南方无地农民经过斗争,争取到了于己有利的“永佃制”,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土地产权,拥有了土地财产,尽管他们不大可能将其兑现。

今天,中共推行土地的“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实际上与永佃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永佃制使无地农民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土地产权,拥有了土地财产,中共同样是希望以此使土地经营权货币化变现,成为农民的一种资产、财产。从而,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集中,推动农业的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实现农民的致富。而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承包权属于农民,又可以防止土地的兼并,使土地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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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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