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或反革命 国共都未还原真实的蒋介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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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经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政界最高领导人,海峡两岸间对他的评价相当两极化,如台湾在戒严时期传唱的《先总统蒋公纪念歌》,称蒋是“人类救星、世界伟人、自由灯塔与民主长城”,并称其继承以孙中山革命道路与三民主义正统。而中国大陆长期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来形容蒋,”蒋介石究竟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该议题就成为台湾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热点问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施纯纯于2月20日在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发表“革命抑反革命?蒋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的讲题,《多维新闻》已刊出上篇《革命或反革命 国共都未还原真实的蒋介石(上)》,本文为下篇。

蒋介石(左)与毛泽东(右),引领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两个人物(图源: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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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接受戴季陶观点的原因

既然戴季陶重新诠释的三民主义被中共批评为“戴季陶主义”、背离三民主义,但又被蒋介石所接受,蒋介石接受戴季陶观点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原来是19245月,蒋介石开始筹备成立黄埔军校,同年夏季发生了广州商团事件,广州商团和商界因反对孙中山组织的广州军政府,引发了流血冲突,蒋派遣黄埔第一、二期生前往弭平事件施纯纯认为,在事件平定后,蒋除了深感掌握军队和贯彻纪律,才是个人权力的基石,还意识到革命方式应该从支持阶级斗争,转变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扫除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一观念的转换,正与戴季陶于1925年饱受中共批判的两篇文章(《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观点相当一致

不过受限于孙文主义与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动,立足未稳、在党内资历尚浅的蒋介石不能公开明确支持戴季陶,只能在演讲中表达与戴相同的观点,一边谴责西山会议派,并同时努力维系“联俄容共”(中共称联俄联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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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革命路线”为何?

施纯纯表示,戴季陶撷取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中国有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但是以中国传统(孔子思想)要做为建构新社会的原则,也就是既要建立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又不能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中国的革命道路必须要由“国家”来主导发展生产力,且这个“国家”指具备正确意识的革命政党,且这个政党必须超越所有的阶级利益和社会任一团体的自主性,等于是塑造一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政治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一并解决阶级分化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凭借社会菁英的思想与高尚的道德,与传统儒家政治理想“内圣外王”相当接近。

共产国际当时既需要国民党作为殖民地民族革命的阶级联盟,也需要中共以群众运动开展的阶级斗争,形成了两条革命道路短暂的交会。但掌握群众基础的中共与控制军事力量的蒋介石,双方因阶级矛盾与革命领导权、路线之争,逐渐无法兼容于一个国民党之内,可说国共分道扬镳在国共合作之初就已种下了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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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将军”到“反革命”

在黄埔建军之初,蒋介石曾表达出极为赞成共产主义的态度,甚至还有“红色将军”、“红色黄埔”之称。然而,1927年4月12日,当白崇禧在上海青帮、洪门势力的帮助下,取缔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如青帮工会中华共进会会员攻击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办公地点),随后蒋介石军队出面镇压,没收纠察队武器、占领会馆,是为四一二事件。蒋介石的“红色将军”名号消失,取而带之的是“反革命政变”。

包括1945年中共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以及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施纯纯在结论时表示,与其讨论蒋是“穿着军装的戴季陶”或“背叛革命的反动派”,或者蒋介石是革命或反革命,不能单就其意识形态来判定,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时空,特别是应该回到20世纪初,中国如何面对、抗拒、回应强大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逐渐宰制中国、东亚乃至于全世界,政治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至今)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作为更大的分析框架,中国两条革命路线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并且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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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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