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定界风云录 清朝曾欲偕英国共分缅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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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英国于1886年签署《中英藏缅条款(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ve to Burmah and Thibet)》,因英国殖民缅甸引发的滇缅划界问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条款仅是笼统地规定中英两国共派官员会同勘界。但英国忙着巩固新纳入殖民版图的缅甸、征讨尚未彻底臣服的各地部族,清朝也未积极筹议西南划边,而是忙着应付俄国与日本的进逼。因此继任曾纪泽担任驻英公使的刘瑞芬,仅是将心力耗在同英国争论保存缅甸王室前来朝贡的问题上,对于曾纪泽曾争取的潞江(即缅甸萨尔温江)以东之地划归中国、允许清朝于缅甸八莫设关收税、通航伊洛瓦底江(Ayeyarwady River)等实利则全未顾及,所以滇缅定界一事便这样搁置下来。

但情况于
1889年薛福成衔命出任驻英公使后有了转变。薛福成早年曾是李鸿章幕僚,撰有《筹洋刍议》一书,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效法西方科技,乃洋务运动中的健将。薛福成对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也有很清晰的认识,早在1875年便曾寄信给友人忧心忡忡地说道: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今越南河内)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英人由印度规缅甸,尽消其滨海膏腴地,以窥我云南西鄙。因此当1883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引发战争后,薛福成便高呼中国之援越,非好勤远略也,非博字小之虚名也,非谓越南服事中国永无侵叛也。中国之谋,在自固滇粤边圉耳,务实且明确地剖析保全藩属对拱卫中国边疆的作用,否则将外藩尽削,而中土岂能独完,同时也亲身参战抗法,非仅是纸上谈兵的书生。

薛福成为滇缅界务所制作之地图(图源:《滇缅划界图说》书影)

当薛福成于1890年抵达英国,整理使馆档案发现曾纪泽的交涉纪录、并经由报纸获悉英国有修筑滇缅铁路的计划、又屡屡派员暗探云南矿产以及英国正与暹罗(今泰国)协商划界的事宜后,便慨然呈请清朝中央尽速重开划界谈判,以免迁延过久导致英国游刃有余地又提新要求,呼吁我若出其不意,据其前说,力与相持,或能因此稍展界务

然而薛福成面临的处境,比四年前曾纪泽谈判时来得更艰辛。过去英国粗平缅甸,对全境尚未深入控制,曾纪泽洞悉英国担心清朝可能暗助缅人抗英、以及企图拓展对华商务的心态,故能借机向英国要求共分缅甸与通航伊洛瓦底江。但到了
1890年,英国不仅已在缅甸站稳脚跟,甚至征服了向来不服缅甸王室管辖的东部掸族,这里便涵盖在曾纪泽争取的潞江以东之地内,因此如果薛福成想迫使英国吐出到嘴的土地,无异是缘木求鱼,得另寻他法才能达成目的。

1891年,薛福成发现潞江以东的南掌(今老挝北部)似乎已遭暹罗夺去,因此得查明是否仍有残存的自立之邦,再决定是否要纳为藩属,至于掸族之地比南掌还广阔,若能收归己有自然更好,因此委派驻德使馆人员姚文栋回国时,探访滇缅边界的详情以为划界所需。在此同时,英国也由八莫派出三路军队踏勘边界,接着借口一名本国人在野人山(位于中缅边界,又名克钦山、枯门岭)遭傈僳族烧死,入侵云南陇川土司(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焚毁辖下的汉董寨。薛福成一面向英国抗议并要求撤兵,接着一面向英国呼吁再启边界谈判。薛福成明白英国军队节节进逼,形势已比曾纪泽谈判时更艰难,且英国又否认曾与曾纪泽有过共分土地的约定,薛福成遂决定故意提高价码,要求中英“以大金沙江(即缅甸伊洛瓦底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一口气将清朝边界推进到上缅甸(指今缅甸中、北部)。

薛福成向清朝中央解释为何采取高姿态,是为了逼使英国在滇缅北界野人山让步,以及兑现对曾纪泽的允诺,而且彼时清朝也正在同英国和俄国交涉帕米尔高原遭窃占一事,因此必须要从滇缅一侧施压英国。姚文栋在调查完滇缅边情所写就的《云南勘界筹边记》里,向薛福成建议应在缅北争回曾纪泽欲占取的八莫,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据有野人山以限隔中外。这让薛福成决定以野人山作为对英谈判筹码。1892年,薛福成声称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若照万国公法,应由中英两国均分,并指示驻英使馆参赞马格里(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年)谈判要点为须以力争野人山地为第一要义,至少须以大金沙江为界,然后沿边诸土司可以稍安;其次,则争大金沙江为公共之江;又次,则争于新街(即八莫)北岸划一地与我,立埠设关而争南掌掸人之地,为最后焉。

面对薛福成有理有据的辩驳,英国尽管兵威再强,也只能无奈地坐回谈判桌前,但仍不愿迁就薛的主张,另外英属印度政府也坚决反对向中国让步。英国外交部甚至动辄以野人凶悍,中国兵力不能管理英兵势难速撤,恐中国接防兵未到,无以弹压野人,又将滋事、或未能查到中国治理之实为借口,想打发薛福成的主张。但薛福成仍强硬索地,并驳斥道即使在中国内地各省,也有如湖南贵州山区的苗瑶各族,平时不甚归中国治理,而实未尝不归中国统辖,故不能以此为由声称中国无权拥有伊洛瓦底江上游之地。同时薛福成也上疏朝廷,形容当地少数民族颇知耕牧,亦通市易,其驯顺之气实过于台湾之熟番、又环求归属中国,因此应尽速进兵野人山,以免落了英国口实。

经过漫长的谈判,清朝与英国
1894年总算达成初步共识,滇缅划界有了具体进展,双方在各自退让后签署《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又称中英《伦敦条约》)。英国允许清朝取得耿马(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木邦(位处缅甸掸邦境内)、科干(亦在缅甸掸邦)、孟连(今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江洪(又称车里,于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等土司,并可于缅甸仰光设置领事,清朝商船亦可通航伊洛瓦底江。但在八莫或附近设关埠的要求,则在英属印度的坚拒下宣告破灭。

尽管薛福成自认签约后使云南“西南两面均有展拓”,但比起曾纪泽的主张终究缩水不少,且野人山的归属也未在条约内得到清晰界定,成为滇缅北界中的悬案。另外根据民初学者方国瑜的考证,薛福成争回的土司有许多是本就属于中国、只是又同时朝贡缅甸的“两属地”,算不上有大的拓界,同时期还有不少人痛批薛丧地误国。中国大陆学者朱昭华则认为,这些地界在当时若非久脱清朝、就是已遭英国攻占,能够争回来诚属难得,不应过于苛责薛的努力。

只是滇缅定界仍未获得最终解决,最糟糕的是,薛福成于1893年谈判时曾自画一份滇缅界图送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留存,英国对该图毫无所悉,与清朝签约时用的又是另一份地图,而这地图又与实际地理的经纬度位置不符,且英国与薛福成商议江洪归属用的地图仅存于驻英使馆、未送总署存卷。结果双方事后欲再勘界时便发生各说各话的矛盾,英国更以为清朝缺乏谈判诚意,遂私自以司格德(James Scott,1851-1935年)的调查地图为据划定边界,使滇缅南界、北界务愈形纷乱,中英双方为此纠扰数十年,英国更凭军事压力不停侵占不少边地。直到中共建政之后,中缅才于1960年正式签约定界,而距离曾纪泽警觉英国侵缅、遂措意谈判的1886年,已经超过了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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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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