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或反革命 国共都未还原真实的蒋介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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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经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政界最高领导人,海峡两岸间对他的评价相当两极化,如台湾在戒严时期制作的《先总统蒋公纪念歌》,称蒋是“人类的救星、世界的伟人、自由的灯塔与民主的长城”,并以孙中山革命道路与三民主义正统继承人自居。而中国大陆长期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来形容蒋的历史地位,包括人教社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先后背叛革命。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历史1》也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于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究竟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该议题就成为台湾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海峡两岸间评价相当两极化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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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7年,从五四运动到联俄容共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施纯纯于220日在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发表“革命抑反革命?蒋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的讲题。施纯纯认为,蒋介石的革命思想应起于1919年五四运动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流行。当时的知识分子力图“救亡图存”,运用新习得的马克思主义去理解世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以及当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当有了革命的全球性视角后,便会将中国革命联系上世界革命的范畴,这也连带影响了国民党对革命的认识,认为国民革命的目标应是走向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

在这个时期,列宁于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号召要发动世界革命,打破资本主义建立的分工体系,阻止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剥削殖民地,切断输送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给殖民母国。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二大时,宣示要帮助民族解放与革命的立场,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代表吴廷康(或译为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18931956年)来到中国,见到了北京的李大钊与上海的陈独秀,并劝说陈独秀组建中国的共产党。

至于在国民党的方面,越飞(Adolph Joffe18831927年)于19227月被任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同年飞抵北京,欲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商谈建交,但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苏联先把红军从外蒙撤退未果,因此谈判没有结果。既然与北京政府关系陷入僵局,越飞转为联系实力派军阀、直系的吴佩孚,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吴佩孚拒绝。最后,越飞才前往上海与孙中山会面,两人于会面后,于1923126日签署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奠定了日后“联俄容共”的基础。不过孙在宣言中也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为之后国共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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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角色与重要性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全大会),揭示了“联俄容共”(中共称“联俄联共”)政策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既然国民党在组织上与苏联、中共合作,在指导思想上也要做出相应调整。1925年,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文中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在目的和性质上,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同,但两者在哲学基础与实行方法上却完全不同。例如:“民生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在育与乐的两个部分,已经超出经济的生活之外。”至于在手段方面:“民生主义是以国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设工作上,以国家的权力,达实行的目的。所以主张革命专政,以各阶级的革命势力,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以国家的权力,建设社会的共同经济组织,而渐进的消灭阶级。”

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要角─蒋介石,事实上接受了戴季陶于1925年所诠释的三民主义,而且蒋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与中共所领导的共产革命运动、动员工农群众发动阶级斗争以夺取政权不同,而是借由军事来改造社会,如军事制度、党员的牺牲奉献、遵守纪律的精神,以及严密的党组织。

面对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批判,相当重视理论基础和宣传工作的中共也展开反击。1925年9月,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等也分别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论述予以严厉驳斥,称戴的言论是“戴季陶主义”,与孙的三民主义做出了切割。可见国共在第一次合作结束前,在理论基础上就已经是南辕北辙,彼此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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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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