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决策中美关系受掣肘:中国不是重要战略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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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9 05:28:57

近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抵达美国华盛顿,同美方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高级别磋商。中美自1979年1月建交算起,两国关系已历四十年风雨。期间波折不断,险象丛生,但最终还是顺势而行,不断发展。自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经贸问题成为自台湾问题后,两国面临的又一大考验。刘鹤此行,即是双方基于发展两国关系共识基础上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实,相对于当下出现的问题,两国关系在建交前后的出现的波折,显然更为严峻,对当时两国领导人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考验也更复杂。

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如同两国于1970年代末建交谈判时一般,考验着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图源:新华社)

中美建交背景

1977年,中国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未来的路怎么走?国内的发展道路还处于徘徊之中。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快经济建设已成为社会普遍心声。而当时中国周边环境还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中苏关系依然紧绷,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强大的军事存在,给中国构成实实在在的安全压力。中国的南边也不安稳。越南自其领导人胡志明1969年9月去世后,随着继任者黎笋亲苏立场的显化,中越关系亦十分紧张。越南否认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对受到中共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充满敌视。又因得到苏联支持,其欲统一中南半岛的野心愈发膨胀。

这一时期,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内历经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水门事件和实际失败的越南战争,美国实力受损、声望受挫、出现严重政治危机,加之1973起蔓延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更让本已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在当时冷战格局下,苏联国力上升,处处呈咄咄逼人之势,美国则只好采守势。总体看,当时的美国,处于二战后的一个相对低潮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两国延续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破局的对话关系并使之上升到更高层次,成为彼此的现实需要。邓小平和卡特(James Carter)—中美两国建交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正在此时登场。1977年7月,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力主将中国的发展轨道转到经济建设层面,并以此为根据调整中国的内外政策。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随即表现出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热情。先是约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了解中方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后又派其子访华并向中国领导人递交亲笔信。

美国总统的抉择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卡特任职之初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并未如预期般迅速升温,处于踟蹰不前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卡特政府内部对华政策意见不统一。其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认为,“就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而论,中国并不是重要的战略大国”,担心与中国关系走得太近,影响美国与苏联关系。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却认为,美国不应把苏联当作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了其它的全球事务,而“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卡特本人当时显然受到国务卿万斯的影响更多一些。

所以,当1977年8月,万斯受命访华时,在改善中美关系层面,他显然难以取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成绩。但万斯访华的不成功,却被一些美国媒体宣称:中国领导人表现了灵活的立场。意即美台关系已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以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生气的表示:“现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玩,那怎么行?”这也预示着,卡特如若真有意升级对华关系,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尊重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而不是,仅作出姿态,不采取实际行动。

进入1978年,美苏关系没有如卡特所期待的出现缓和趋势,在苏联不断延伸的战略触角下,美国的自身利益反而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中国大量引进外资、设备和先进技术,与欧洲、日本等签订贸易协定的举动,则刺激到美国的经济界,担心美国企业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此时,卡特成功调停以色列和埃及战争的成绩,更让他有在外交领域取得更大成果的期待。

于是,布热津斯基的主张开始在卡特政府内受到重视。事实证明,只要美国总统下定决心,一些中美之间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都不成大问题。要知道,与中国的建交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了国会,甚至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信息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事实也确实如此,中美建交,尤其美国与台湾断交,引发美国一些亲台议员的强烈反弹,这才有了后续《与台湾关系法》的诞生。但卡特还是实现了迅速与中国建交的政治目的。

中美建交的启示

之后,接连发生的中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严重事件,因受到中美两国制衡因素的影响,反而避免了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而中美建交的长远影响自然也是利大于弊。如今,当双方间的贸易额达到足够大的体量时,之前小有摩擦的贸易纠纷,上升到“贸易战”的激烈程度,也符合事务发展逻辑。

不过,两军对垒,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摒弃零和博弈的迷思,通过对话、协商,在有底线的让步、有克制的谋利中,在谈判桌上展现斗争的艺术,或是双方更明智的选择。而这,无疑是对两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又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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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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