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孙中山复兴中国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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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5 08:03:54

1911年,辛亥革命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推翻了满清。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没有实现民族复兴,这种现实令孙中山思考良多。在参考美国历史后,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本应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处于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必须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以挽救中国。

蒋介石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积极推行(图源:VCG) 

1923年,孙中山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后思想进一步成熟,开始呼吁以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来挽救中国危亡,明确宣示国民党版的“中华民族主义”,即致力于将中国各族群融合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一个中华民族。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抛出“三民主义”,称民族主义为“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要救中国,想中国永久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要以传统的儒学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国族团体。

这种思想为国民党所继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中就声明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

抗战前后,面对国族危机,政界、学界和一部分非汉族人士将加强国族凝聚力视为最优先要务。台湾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员究吴启讷指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更基于政治的需要,以国家名义公开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群自身的“民族”身份,致力倡导“中华民族”是单一民族的主张。

为此,国民党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边、推行国语运动,要求少数民族学汉语,写汉字,穿汉服,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

基于国民政府的诉求,知识界也开始构建“中华民族”的概念。1937年1月,顾颉刚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此后,顾氏又多次阐述这一观点。1939年2月,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否定了汉、满、蒙、回、藏五族之说,以史实论证了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就逐步形成的伟大民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建立后,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丧权失地等一系列民族危机的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知识界认为“民族复兴”已成为当时中国极重要的问题。掌握政权的国民政府也抓住“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主题,推动民族复兴思潮,激发民众抗日情绪。

国民党高官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主旨相当积极的进行舆论宣传,或是到处演讲,或撰写专论。如胡汉民和阎锡山则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陈诚也发表了几种以此为题旨的作品,他将“抗战时代”视为“一个民族复兴大时代”的论断得到认同,被广泛地引用和阐发。这些由国民党大员发表的演说或论著,都曾一再作为宣传材料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各机关单位,产生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国民党人中间,“以总理的忠实信徒”自居的蒋介石最为积极。《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民族复兴思想研究》一文认为蒋介石是一位实干家,他分别授意滕杰、贺衷寒、周复为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建立力行社,陈果夫、陈立夫建立青白团,选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直接服务于蒋介石“独裁救国”的目标,教育党员、青年学生,鼓动民众,并特别重视以之武装军人。

1935年,空军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特编《民族复兴之路》三编。一年后,黄埔军校特别训练班创办刊物《民族魂》。这些刊物以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革命为宗旨,力图在军队内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新生活运动”,这场源起于1934年的运动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礼义廉耻”(四维)是运动的核心,蒋介石要民众把四维结合到日常“食衣住行”各方面,一次“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国民党元老朱家骅直白的称其为民族精神“根本的救药”。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也展开,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教育、军事建设。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达到蒋介石所期望的效果,“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还是对社会认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接连发生的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使国民政府意识到“我们的人民已经知道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中华民族的子民“不做亡国奴”随着《壮志凌云》、《狼山喋血记》、《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抗日电影深入国民党无法掌控到的基层与农村。

七七事变后,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采取妥协方针的蒋介石不再退让,他在庐山谈话上说了一句名言:“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决意以民族大义为重,有条件地抛弃了剿共军事方针与共产党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及主流精英的认同,显示蒋介石政权已经具备相当的政治声望。自此开始,国民政府成为被各方接受的唯一中央政府。在上海流亡的作家巴金年曾感慨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

即便在国军的节节退败中,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抵抗。作为坚定的主战派,李宗仁1936年提出“焦土抗战”,即“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这个被文史作家于瀚称之为“最悲壮、最能激发民族志气、彰显民族精神的口号”,在蒋介石的倡导下不仅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的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的精神支柱之一,也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识,中华民族终于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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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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