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是叶剑英?中共《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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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2 05:53:25

四十年前,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打开了海峡两岸关系改善的新局面。当时,邓小平刚刚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为何却由叶剑英来发表?

1977年7月21日,叶剑英(右)与华国锋(左)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图源:VCG)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宣言,而是那个时代水到渠成的产物。

首先就台湾问题而言,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美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1971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开始,两国建交谈判久拖不决,核心问题就在于台湾问题。最终,1978年美国终于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中国则将长期以来的“解放台湾”提法改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从此中国政府从未在正式场合使用“解放台湾”提法。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确定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日,中国政府在就中美建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正式阐述了新的对台政策:“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回忆,就在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中国政府阐述新对台政策第二天即12月17日,他就受命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从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与他的谈话来看,《告台湾同胞书》系由邓小平安排布置,并且确定在中美正式建交当天即1979年1月1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

一天后,即12月18日,中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在确定邓小平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同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也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条件,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包括台湾在内的华人华侨资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争取的对象。

12月24日,即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两天后,《告台湾同胞书》修改稿经邓小平逐字逐句审阅后定稿,并计划于当天交中共政治局讨论。12月26日,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新年伊始,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时时任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国防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停止自1958年以来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海峡两岸热战由此结束。向台湾方面充分释放了改善关系的善意,表达了统一的决心。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释放善意的同时,邓小平也不忘硬的一手。同一天,邓小平在元旦讲话中,将“将台湾回归列入工作日程”与“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美关系正常化”列为三个主要目标。在同月的访美之旅中,邓小平多次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但同时强调“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复台湾,否则就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变得不可能”。

从《告台湾同胞书》出炉的过程来看,几乎是在邓小平一手主导下起草的,之所以由叶剑英来发表,恐怕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不无关系。自文革中刘少奇被免去国家主席职务后,中国就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职务,而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代行国家元首职能,董必武、宋庆龄在文革中都曾代行。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从而承担起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能。《告台湾同胞书》由代行国家元首的叶剑英发表符合国际惯例,当然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身份也可以发表,但相比叶剑英的国家元首身份规格上还是差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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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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