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毛泽东逆势而为 柯庆施如何获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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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 06:32:45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冒险签下生死状,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早在1950年代,中共高层就曾根据农民的意愿和农村发展实际,酝酿此项改革,可最终被毛泽东制止了。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按下血手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图源:VCG)

1956年,在中国广东、四川等省份,中共部分基层干部和一些农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1956年4月,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始有关于包工包产的报道。意味着包产到户问题已被提到中共中央层面。1957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包产到户问题,开始在报纸受到批判。


但到1959年,包产到户"锋芒毕露",在中国河南、甘肃、陕西等不少省份出现,而且获得中共党内领导的支持。如中共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主张定产到户,一包到底。受到批判后,准备在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写文章,并要求中共河南省委开会辩论。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召开庐山会议,政策进一步左转。会后,毛泽东正式表明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包产到户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判。


随后,1959年至1961年,由于政策失误,又逢灾害频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尤其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不少地方农民患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包产到户成为摆脱农村困难局面的有力措施。由此,当时饥荒严重的安徽省迅速行动。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时任华东局书记的柯庆施汇报包产到户的做法,未得到明确表态。

1961年3月,曾希圣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介绍包产到户好处。他还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求如何解决中国农村严重的饥荒问题,虽然心里并不认同,也只能默许:"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曾希圣随即给安徽省委打电话:"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然而,中央工作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1961年7月,曾希圣又向毛泽东汇报包产到户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普遍推广。"但在毛泽东的认识里,包产到户只是解决农村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同年12月,他跟曾希圣商量: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曾希圣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支持搞"责任田", "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被削职为民。

曾希圣只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中共地方官员的代表。在中央层面,大约1962年前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逐步认识到包产到户的好处,形成了比较务实的看法。

1962年7月,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调研归来后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

1962年7月,陈云在上海、杭州调研后,向毛泽东汇报,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中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时并未表态,但第二天就批评:“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1962年6月,华东局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子恢无疑是最坚决、最彻底支持包产到户的。早在1962年2月,时任中国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中央会议上就表明了对安徽包产到户的支持,他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所必需的。当时,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说搞责任田是方向错误,邓小平说:“华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后来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邓子恢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

实际上,当时中共领导层多数赞同包产到户,主要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的态度。中共七千人大会后,安徽省委积极“纠偏”。但直到1962年底,安徽仍有66.26%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

然而毛泽东对此问题的态度很坚决。1962年7月,针对包产到户,毛泽东提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随后,在中南海召开起草委员会议。柯庆施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座谈记录”评价甚高,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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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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