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博弈下的西安事变:中共如何坐收渔利

+

A

-
2018-12-12 06:13:40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2周年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中国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及其随从人员。一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苏联、日本等各方展开博弈,中共被认为是最大受益者。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张学良阅读宋美龄的信(图源:VCG)

西安事变中,苏联的态度成为影响事变发展方向的一大因素。在此之前,中共曾与张学良计划建立西北大联合,依靠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共同抗日。事变发生后,由于是日本报纸最早对外报道,又国民政府前主席汪精卫当时正在德国与希特勒会晤。而日德双方已在1936年11月,签订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中共方面意图借事变除掉蒋介石的计划,也让斯大林感到震怒。据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日记描述,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2月14日深夜,斯大林突然给他打电话质问:“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

斯大林认为张学良分量不够,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若打倒蒋介石必然引起中国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

苏联对事变意义的不认可,一时让中共陷入被动。斯诺(Edgar Snow)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记载当毛泽东收到斯大林要求他释放蒋介石的电报时,毛泽东勃然大怒,一边咒骂一边跺脚。

张学良本人得知苏联的态度后,更有被中共欺骗之感。

事变发生后中国国内的反应也出乎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意料。事变前,在日本侵略中国步步紧逼下,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政策越发不得人心,中国国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酝酿着强烈不满情绪。事变后,蒋介石被拘,之前涌动的“反蒋”潮流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转向为“拥蒋”。

蒋介石的落难更受到舆论支持,中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将印有这封信的《大公报》翻印四十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对东北军心动摇作用尤大。

而在南京政府方面,各路诸侯各怀鬼胎,形势严峻。赴西安与张学良面谈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他掌握的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事变不久,宋美龄、宋子文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于22日偕蒋介石的顾问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他们从中斡旋

事变后,日本反应迅速。事变发生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首脑会议,确定“静观其变”的态度。12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在积极准备干涉的同时,日本还企图以防共的名义,支持中国扩大内战。

初步得知蒋介石被扣西安的消息时,中共领导层曾迅速达成一致, “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是苏联的反对,日本的咄咄逼人和国内舆情的转变,杀蒋显然于大局不利。中共遂争取采用和平方式解决。

此时,事变主角张学良、杨虎城已成全国众矢之的,内部军心不稳,外有大军压境。而蒋介石在宋美龄、宋子文到西安后,态度也转缓。

这样,在各方角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意即假如没有这场事变,中共将很快被消灭。

当时中共初到陕北不久, 红军经过长征后减员严重,西路军全军覆没,苏联援助无法陆路取得,又受到国军持续围剿,处境确实艰难。联系到事变后,尤其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中共力量得以迅速壮大的事实。西安事变无疑成为其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围剿红军的战绩一直不佳,经常整团整师被全歼。尤其1935年11月,东北军第109师在直罗镇战役中全军覆没,为中共在西北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总体看,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已呈越战越强趋势。张学良改变反共立场,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也有挽回战场失败颜面的考虑。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安得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