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全区 大屠杀下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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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是中国人民都不会忘却的惨痛日子。在这天,日本侵华军队轰塌了古老的中国南京城门,对中国军民展开惨烈的屠杀、强奸、抢掠等各种暴行。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否认或试图淡化死难人数,官方也不轻易承认罪责,但南京大屠杀仍旧是人类史上相当悲惨、又受到忽视的黑暗过往。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幸存者与当事者的证词出土,再加上世界各国也相继重视起慰安妇的问题与树立纪念铜像,中国大陆更自2014年起将该日订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全城鸣笛以示哀悼。至此,日本侵华的史实与真相,终究不会因少数有心人士的否认而湮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并展开大屠杀(图源:VCG)

南京沦陷前,在已遭日军攻占的上海,由华洋义赈会会长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的法国神父饶家驹(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年)出面主持,在争取到中日两国、以及各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支持后,先行于119日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避免日军的伤害。由于饶家驹的义举,使得南京的中外人士不约而同地也想效法,当时的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便称受到饶家驹启发,因此决定约集一二十个外国人,设立一个难民区:划好后,我们就写信给上海饶神父,请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不要骚扰难民区

知名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魏特琳(汉名华群,Wilhelmina Vautrin1886-1941年),她在不知道杭立武构想的情况下也致信给美国驻华大使馆,提议设立个安全区以收容难民,并称我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的目的,那些出资捐助者们也一定会很乐意。之后1121日,杭立武、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1883-1959年)、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Lewis Strong Casey Smythe1901-1978年)、历史学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年)等四人联名向南京市政府递交建立难民区的报告,接着于1122日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会者并决议推举拉贝(John Rabe1882-1950年)担任主席。由于拉贝是德国人,又是纳粹党南京分部的副部长,当时德日是轴心国盟友,若由拉贝向德国日军交涉,应较能保证安全区的作用顺利发挥。而蒋介石、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南京市长马超俊等人,也相继拨给款项与军粮给委员会,希冀能多少挽救些难民。

然而安全区若真要受到保障,必须获得日本的同意才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停联系上海的日军、日本大使馆、甚至托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转告日本,希冀日本可以承认安全区的存在并承诺不来骚扰,日本却迟迟不予答复。反倒是日本媒体《日日新闻》与《读卖新闻》对此大加挞伐,前者宣称如南京成立安全区, 则日军之进攻南京, 将大受妨碍。南京外侨不足五十人, 而所拟之安全区, 则毗连炮台与军事工程, 日军欲攻击南京而不妨及安全区, 乃不可能事,后者更不客气地称南京安全区与上海南市难民区完全不同, 此事必须由进攻南京之日军当局决定之。直到121日,自东京的电文姗姗来迟,并给了否定的答案: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焦急的拉贝等人试图从中找出一丝漏洞,希望日本届时会真的尊重与战火无干的安全区,并请托饶家驹继续向日本交涉,以求取更明确且肯定的保证。尽管125日,日本再度拒绝要求,并指称安全区未必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同时日本驻上海领事冈本季正还要求在宁外籍人士离去,并恐吓道若撤入安全区的话将是自甘冒险。但委员会的工作并未因此停歇,其于128日发表《告南京市民书》,宣布安全区的性质与功能,开始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大批难民。

位于安全区内的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曾收容大批难民,但仍无法阻绝日军的骚扰(图源:网易)

1213日,南京陷落,疯狂的日军攻入后开始烧杀掳掠,不少欲逃往安全区的难民在路上遭杀害。安全区总干事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1883-1979年)遇上日本军队,日本军官在他面前取出地图比划,费吴生认为他指的恰好是安全区区域,遂以为安全区已得到日本的承认。同日,拉贝、史迈士等人前去找日军,打算解释安全区的概念与范围,却发现日军的地图根本未标示安全区。史迈士事后气愤地回忆道:在战斗期间我们就睡在平时的床上,愚蠢地相信日本人会指示他们的大炮尊重安全区。1213日下午,当我们在城中和他们的先头部队接触时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在其地图上标出安全区,我的头发都惊得几乎竖了起来

根据日本战后公布的资料,其实日本始终都知道安全区的存在,并曾下令禁止军队接近。然而,日本自始就拒绝正式承认安全区,且有大量中国溃军在放下武器后逃入安全区内避难,日军便以此为借口闯入搜捕,或是劫夺无辜女性,这都令委员会防不胜防。参加委员会的华群更是为了阻止日军抢掠女性,而屡次遭到日军的殴打或辱骂,精神压力十分庞大,甚至因不堪重负而引发抑郁症,最后不得不回美国养病,并在回国后不久自杀身亡,抱憾离世。

日本的敌视令安全区的运作困难重重,日军更对国际委员会和各国大使馆向外界揭露日本暴行之事愤怒不已,因此干脆于1938年1月21日宣布“不准玷污日军名誉的恶毒报道在国外流传”,禁止论及日军暴虐的新闻通过检查。南京警备司令天谷直次郎更意有所指的宣称:“在南京, 外国人干涉鼓励下的抗日情绪在当地中国居民中继续存在,妨碍了恢复正常局面”,将国际委员会视为鼓动抗日的碍眼组织。此外,大量难民躲入安全区内,使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无民可治,故日军要求难民得尽速返家,并威胁将以武力驱逐安全区内的难民。接着又于1月6日,日本大使馆要求拉贝解散国际委员会,并上缴其储备与资金,拉贝断然拒绝。日军遂干扰与禁止安全区内的粮食买卖,并刻意在区外开张米店,吸引难民走出安全区。日本还凭恃警察机关实质控制安全区的治安,这些手段都使国际委员会的功能不停遭剥夺,最后迫使拉贝等人不得不于2月18日,放弃安全区的管理权,并将国际委员会改组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单纯的救难组织。

尽管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一开始的抵制下就未受到承认,最后更被迫改组而消失,但其仍收容了大量无处可逃的难民,为中国人民提供战火下的微小避风港,其在残酷的战争中起到不小的作用。对于这段历史,世人都理应铭记且悲悯,并阻止和谴责任何企图粉饰相关史事的人士与行为,如此方是对牺牲的中国军民最好的追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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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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