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下的个人生命:慰安妇不应只谈自愿与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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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5 04:42:42

近年台湾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其中慰安妇议题是转型正义范畴中,难以被忽视的重大面向之一。2018125日台湾师范大学台史所举办慰安妇议题讲座,主题为“慰安妇与军中乐园的政治与文化意义”,由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访问学员姚惠耀主讲。

讲者首先以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于《Frames of War》书中提出的“岌岌可危性”precarity为框架,探讨慰安妇做为战争时期女性的生命本体经验。岌岌可危性指的是由于政治因素,使得某些人口从社会的、经济的、相互支持的网络中滑了出去,因而被迫暴露在伤害、暴力与死亡面前。

台湾第一座慰安妇像于今(2018)年8月14日于台南市设立,希望唤起大众对于战争时期慰安妇的历史记忆(图源:中央社)

现代国家中的女性角色
讲者指出过去台湾的慰安妇研究,由于统独与政治权力争夺的关系,多将焦点放置于 “自愿”或“被迫”的争论,然而讲者发现此讨论方式有其吊诡之处,即上述的讨论似乎是将女性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前提下进行,而忽略政治因素对于个人生命的巨大影响。

因此讲者尝试厘清现代国家中的女性角色,在战前有贤妻良母与娼妓之分;战争时期则有以“母的形象”进行的劳军活动,以“娼的形象”征召慰安妇或军中乐园的伺应生。

军妓身份当中包含自愿与被迫者,自愿娼妓因军妓制度而获得保障;但对被迫成为慰安妇者而言,军妓制度反而具有逼良为娼的暴力性。然而此种二元讨论忽略其中更细微的分工,就是台湾战争时期存在中介者,可能产生的诱骗问题,另外即使是在自愿者身上,也可能发生粗暴的暴力行为。

军中乐园的五个延伸论点
讲者以军国主义、人道关怀、性/别体制、性道德保守、女性主义宰制论作为军中乐园的五个延伸论点,并就各自的论述途径稍做阐释。其中军国主义透过军妓制度,达到利用女性身体以控制军人的目标;人道关怀途径虽对女性表示怜悯,但并不否定军妓制度,也不挑战体制;/别体制说明男性中心的异性恋正典,其假设男性皆对女性产生性欲望,是军妓制度设置的动力;性道德保守则以忌性、恐性的道德挑战,要求娼妓认定自己是肮脏的,不反对军妓的设置,但不应设立在学校或宗教场所旁,而应设置在郊区;女性主义宰制论则全方面反对军妓制度、性产业,是压抑性欲的观点。讲者认为上述说法其实都具有其各自问题,应该需要有更完善的认识与定位,才能持续有更完备的论述产出。

而谈到军妓研究的重要性,讲者谈及自己受到辛西亚·埃勒(Cynthia Enloe)的著作《Maneuver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militarising women's lives》影响,认为军妓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性:许多女性直接或间接的受机制影响、女性在参与军妓时形塑自身主体性霸权的阳刚特质如何被形塑、军中个别男性如何追求阳刚特质,而其中渴望同性关系或不愿嫖妓的基督徒或其他宗教信徒,是否可能遭到阳刚特质的边缘化、理解政策,更了解背后的强暴、性骚扰、道德、同性恋、色情与婚姻制度。

19501960年代,国民政府军队分别以“横与纵的传承连结取得政治合理性,以中国历史营妓制度于两千年前就已确立,以及英美各国皆在驻地设置特种妓院,以及日本慰安妇制度等论述,合理化军中乐园的设置。另一合理化军中乐园的设置因素则假设军人皆为异性恋者,难以遏止自身性欲,需要透过军妓制度解决需求;在道德合理性方面,则以含蓄美学作为策略。

讲者最后并分享自身作为性别与历史研究的双栖者,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包含历史的记载者多为男性观点,认为应该需要具有一种性别反思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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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余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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