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宪法在中共眼中地位的变迁

+

A

-
2018-12-04 03:39:40

中共建政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法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然而,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党治国”的观念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强化。即使制定了宪法,却未真正实现宪政,1954年宪法制定好之后却被束之高阁起来了。

中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当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颂扬依宪治国,但标题被放置在头版右下角最末位置,正文则在第四版发表(图源:人民日报网站截图)

1955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同年7月,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4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

后来,毛泽东更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于是,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从此中断。当时,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这些论断,就是“人治”和“以党治国”的极端表现。

这种观点与“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实行的结果,就是导致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随意破坏法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文革时期,面对红卫兵的冲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拿着一本宪法来保护自己,可是,这个宪法不过是个装饰品而已,又怎么能够保护已经被党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呢?后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

负责制定“八二宪法”的彭真认为,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防止文革的再度发生,就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要像邓小平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尽管宪政在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敏感词,但从世界的宪政发展史看,法治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一些国家专门设有宪法节,有的国家把宪法的颁布日作为纪念日,有的国家定期举办纪念活动。通过宣传,使人们认识到宪法是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在这方面,中国也逐步与世界接轨。2001年将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2014年,更通过立法的形式,把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

尽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指出,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但在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法治传统非常淡薄的中国,再怎么强调宪法的重要性也敌不过社会的传统思维。

正因为如此,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第一个宪法宣传周到来之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论《筑牢民族复兴的宪法根基》,被安排在头版右下角以一个小标题“露脸”,正文在第四版刊登的方式出现,而《人民日报》头版,几乎被习近平出访的图文报道挤满,这也就顺理成章了。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关岭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