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提纲:文革前最后一次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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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1 03:37:32

1966年2月,以北京市长彭真为组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这种抵制让毛震怒不已,他认定党内存在一个反党集团。该年4月,毛泽东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纲》,并批判彭真,之后批判浪潮席卷全国。

文革结束后,彭真成为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右起:习仲勋、赵紫阳、胡耀邦、聂荣臻、彭真、薄一波、万里、杨尚昆(图源:VCG)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上海《文汇报》发表时,毛想要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恐怕没有什么人能想到。

但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其他各省都转载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彭真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正好证实了毛泽东“问题出在党内”的判断。进行“文化革命”,主要战场本就是彭真主管的文化领域,他反对抵制“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自然就成了第一个“文革”的对象。

毛泽东早已料到北京这个“独立王国”不会转载这篇文章,在文章发表后第二天,他就开始了一次南巡,与各省市“一把手”谈话,主题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到底怎么办?

这些一把手不会想到毛泽东针对的是彭真,他们的回答都偏离了毛的预定答案:造反。

在南巡的过程中,毛没有忘记向北京施压,但戚本禹说,最后还是周恩来亲自找了彭真,共同审定了《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于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进行了转载。

对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彭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他依然不赞成批吴晗,指出即使是非批不可,吴晗的问题最多也只是个学术问题。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北京学术界没有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据《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再次谈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

彭真根据市委对吴晗的调查,向毛泽东做了说明。当时毛泽东没有回答,彭真以为已经向毛泽东讲清楚了,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时,特地把吴晗请来,并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吴晗进行安慰。

事后,他从杭州经过上海,在和上海市委有关人员谈话时指出,对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为二”,吴晗的问题要做学术问题讨论,并说吴晗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左派”。

但是在毛泽东亲自点出“罢官”后,针对吴晗的批判还是起来了。不过彭真等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

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研究当时的情况,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置于中央领导下,并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

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五人小组提出,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可以避免牵涉过众,扩大过多。

这些意见汇总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纲》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提纲》明确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指出“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些话矛头直指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人,分量很重。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看到《提纲》后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彭真认为毛泽东已同意《提纲》之后,立即草拟中央对《提纲》的批语,并在2月12日将批语传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们。他们传阅以后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

《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不仅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也是和毛泽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亲自修订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提纲》以及中共建政以来的文艺工作。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毛泽东在3月底与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的谈话中对《提纲》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指的就是中宣部以及背后主使的彭真等人,“小鬼”就是指关锋和戚本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度被压制的政治风暴再次爆发。

在得知毛泽东的表态后,彭真于4月15日召集了一个宣传、新闻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开始了自我批评。

不过这来得太晚了,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毛泽东对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满意,这种抵制使他错认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真实存在的,甚至认为已成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障碍。

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泽东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底,毛泽东又连续做了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文革最大的障碍被清除,毛泽东亲自主持和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销和批判了《提纲》,“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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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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