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苏联抵制中国 一波三折的开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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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凭借巨大的牺牲吸住日军主力,其战略地位曾获得苏联与美国不等的重视,尤其是美国,在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的战后构想中,亚洲应由中美合作共同管理,瓦解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而对此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将能成为良好的盟友,因此极力拉拢。19421月,《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发布,美国拉入中国签署,使中、美、英、苏并列为四强,象征中国地位的提升。在1943年莫斯科会议,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年)更花了不少功夫说服英国与苏联,让他们同意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一起签署《共同安全宣言(Declaration of Four Nations on General Security,又称《四强宣言》)》,为的也是如此。

1943年美国、英国、苏联于莫斯科签署《共同安全宣言》,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左一)亦获邀签署(图源: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网站)

然而,英国、苏联等强权可不像美国般愿意承认中国的贡献,故十分轻视与排斥中国被列入四强。194310月,在开罗会议前,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年)还向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年)表示:至于中国,我无法视重庆政府为一世界强国。开罗会议后丘吉尔依旧不改成见,其在19448月又向艾登致信称:如果称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那绝对是胡闹。我曾告诉(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人这种想法,我将保持适当的礼貌,但我不能同意,对中国和美国的轻蔑溢于纸上,只差没当面讥笑罢了。

除了传统的对华偏见外,在现实中中英两国也有不少冲突,如
天津存银、封闭滇缅公路、港九归属、康印公路、缅甸战场等问题上都有诸多龃龉。19397月,英国为了让日本解除对天津租界的封锁,同意日本取走中国在该地的白银库存,打击中国的财政。1940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与德国入侵的双重威胁下,更决定屈从日本的要求,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令中国失去补充外援物资的唯一道路。事后丘吉尔却仍假惺惺地致信给蒋介石道:我相信阁下非常了解我们有关滇缅公路的行动,我们将永不会强迫贵国接受有关违反贵国利益或政策的任何和平。这让中国各界十分愤怒,驻法大使顾维钧还对合众社(United Press)记者气愤地表示,英国自称为自由而战的言论全属谎言。

中国动员数十万人民辛苦修筑的滇缅公路,却在抗战时遭英国暂时关闭(图源:World War II Database网站)

港九归属更是中英摩擦的最大根源中国始终想收回香港、九龙、新界等遭割让或强租的失土,但英国坚决不肯,甚至连租借期99年的新界,英国也没打算归还。香港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年)还在1936年的演讲中称:如果在本世纪之末,新界之租借随便让其期满,我们切勿以为可以回复到1898年以前的情形……故新界必须如香港一样永远属于英国,否则连香港本身将来亦必须交还中国。因此当1941年中英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另立平等新约时,英国便拒绝中国收回新界,迫使中国不得不在1943年《中英新约》签订后,以照会的形式向英国提出保留谈判新界归属的权利。

还有康印公路的修筑问题
为了扩大联外道路,1940年中国原拟修筑经西康省(今四川西部与西藏东部)至印度的公路,但却遭到当时不受中央控制的西藏阻挠。欲让西藏脱离中国独立或成为印度附庸的英国也不愿中国政府势力伸入,因此要求中国改筑靠南侧的公路航空测绘为由拒绝中国测量队进入西藏;丘吉尔甚至还曾有要求中国勿进攻西藏的言论,招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宋子文传达藏事为中国内政的抗议。在缅甸战场上,英国多次截夺美国援华物资,蒋愤怒地命何应钦告诉英美代表,决定中止中英合作、撤回中国驻仰光的军事人员。可见双方关系的剑拔弩张,尤其是英国的蛮横,更令蒋多次在日记里痛骂丘吉尔狡狯之流狭隘浮华,自私顽固,并看清无论经济、军事与政治,英国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

苏联的情况比英国友好多少,尽管在抗战初期,苏联为了避免日本壮大后攻来,因此和苦撑待援的中国于19378月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断绝对日贸易,暗地里给予军机、步枪、坦克、飞行员等大量物资,并协助中国修建一条自兰州经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至苏联境内的公路。但在德国东侵的顾虑下,面对日本接连于1938年和1939年发动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进犯,苏联决定对日妥协以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因此于19417月,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同时让日本也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撤回所有对华援助,这让中国措手不及,使抗战情势雪上加霜。尤其是原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有言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以前,苏联绝不与日本缔立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亦不向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条约,因此面对苏联的然毁约,蒋介石只能气愤地说道:俄倭协议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危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

此外,苏联又长期渗透新疆,扶植盛世才
当地抗衡中国中央,并与其签订协议,控制新疆矿务、铁路、公路、电话等各项建设与利权。同时苏联也给予中共经费抗日,并在19411月皖南事变(又称新四军事件)时谴责国民政府,这都令中国十分不满。即使日后苏联与中国俱为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同盟国阵营,苏联对中国仍旧颇为轻视,更不同意美国将中国视为强国的作法,因此当《共同安全宣言》签署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1890-1986年)便坚决反对美国要求让中国参与签字。一旦有中国参与的国际场合,苏联也借口对日中立而不愿出席,不肯承认中国在二战的努力与地位。罗斯福原先构想的中、美、英、苏四国首脑会议,便是因此不得不分拆成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两场,甚至到1944年筹设联合国的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亦是如此,中国代表被摈于有苏联代表参与的会议之外,只能在英、美、苏谈好的事项上发出些许意见,未享有足够的决策权。

蒋介石(左一)在出席开罗会议前,便决定不要对战后问题过于主动以免引起英美戒心(图源:Getty)

面对英国与苏联的鄙视,蒋介石非常清楚,也颇了解中国的实际处境还称不上一个真正的大国。当得知美国致力将中国列入四强时,蒋介石不安地认为:我国始列为四强之一,甚恐名不副实,故更戒慎不胜也。因此尽管对战后秩序也有诸多构想,如扶植亚洲民族独立摆脱殖民,还有根据19427月王宠惠提出《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意图设立一个比国际联盟更有效的新组织,但碍于国力不足,蒋只能选择亲近对华较友好的美国,甚至在开罗会议前决定采取较低调的态度: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甚至在筹设联合国的过程中,国民党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还称中国不必强求大国地位,以免增加小国反感、且实际上也无法像美、英、苏一样真正享有大国特权。

这些不自信的态度,归根究柢都是源自中国的衰弱,使得即使在形式上被称为强国,自身依旧不敢置信。在英、苏等国眼中,无论是开罗会议之前或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也没改善多少。只在国共内战胜利后成功建立的中共政权,凭恃军事动员在朝鲜战争击败联合国军、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与法国侵略,才迫使政治上不承认中共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正视其实力,并与之陆续谈判朝鲜与越南等问题,中国赢取教人刮目相看的大国地位,不再仅是名义上的空头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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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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