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会议前的中国外交 艰苦争取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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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自清末屡受内忧外患之苦,但从未放弃恢复大国地位的努力,如1899年与1907年的两次荷兰海牙和平会议(时称万国保和会),清廷便颇为注重,希冀藉此参与国际事务的规划和提高国际地位。当时衔命参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致函外务部时说道今吾国若能乘此万国公会之时机而利用之,特派头等专员,为异日大使之先导,则国际地位必回复于无形。因此为了尊崇国体,清廷还令陆征祥由原本的使馆二等参赞升任为公使,并授二品实官,以示大国对和会的重视。

1899年,第一次荷兰海牙万国保和会召开,清廷命驻俄公使杨儒(前排穿马褂者)出席(图源:Getty)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改行共和,随后陷入南北分裂与军阀混战的局面,日本、英国等强权的侵逼也未有稍戢。但在此艰难的局势里,中国仍试图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下遭剥夺的利权,维护国家的完整。因此,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袁世凯以迄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历届领导人,皆有筹划如何主动参战、以利日后参与和会提高国际地位的尝试,尤其在日本借口英日同盟而夺走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后,这项尝试便更是紧迫。尽管在日本的压力、以及英法等国缺乏运输船舰等因素下,中国远征军胎死腹中未开赴欧洲前线,中国改采梁士诒提议的以工代兵方式参战,但仍同列战胜国阵营,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会并加入国际联盟。当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后,中国外交部迅速向驻英、法、美公使电令请本二旨向驻在国婉商以利会务进行:一,此次会议实为树立世界永久和平之基础,无论大小强弱各国自应一律与会;二,中日同为东亚大国,凡日本可以列席中国亦应列席以昭平等,正显示欲在和会收复失土、排除日本影响的渴望。

国际联盟成立后,设有大会、行政院、秘书处等机构,行政院略同于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且拟由美、英、法、日、意大利等五国为常任会员国,另再选出四国为非常任会员。中国自始便积极争取加入行政院,以利日后提案修改不平等条约,并抵销部分日本在国际联盟内的强势。当时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便主张应以各国人口、幅员、商务及其所在之洲为标准选定之,但遭到日本等国反对。不过经过顾维钧的努力奔走,最后中国仍与西班牙、比利时与巴西同列为行政院第一届非常任会员,并连任两届直到1923年。《东方杂志》甚至为此庆贺道:中华民国自九(1920)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地位,以与列强同等矣,虽然言过其实,但仍不掩当时中国内部的兴奋之情。

为求保住非常任会员席位,中国还承担了较高额的国联会费不愿减免。按照《国联盟约》,会费按各国人口数多寡列为七等,中国为一等国,提供5.23%会费。1921年,国际联盟改将会费标准按各国人口与净收入划分,中国列入第二等,但负担比例反而变成6.89%。顾维钧认为,原本中国认定出费既多,遇事在会发言,或可较有把握,结果却是出费之多寡,与国际实在地位,似亦无甚关系。虽然如此,中国驻国联代表唐在复仍主张今欲轻财政义务上之负担,而政治上不再力争上游,则不啻自贬其国际地位,殊与国家前途有关……况历届选举竞争,皆因中国担任会费巨大,在我据以为应被选之理由,在人亦视为公道,故不赞成外交部提请国联减免会费。不过当1923年中国丧失行政院非常任会员后,随着各会员国纷纷要求减少会费,中国也决定务实地跟进,最后在1924年后改承担4.534.91比例,日后又有部分减免,并得到其余会员国的同意,将部分会费与欠费挪为推动中国医疗与建设之用。

此外,当德国于
1926年加入国联并获得常任会员席位后,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亦想成为常任会员,中国也相机争取,向国联大会提案称,倘国际联合会行政院增加常任院席,中国亦请求在院得一常任席。中国政府为此请求绝对的根据于国际现状及中国地位之重要……中国在亚洲大陆占一重要部分,有全世界民族四分之一,拥有无量资产,据有强大经济力,文明最古,教化最早,倘以国际联盟为世界之代表机关者,则中国入院为常任会员,可为盟会威望不少。虽然此举并未成功,但之后中国仍锐意折冲,终在1936年获得任期三年的行政院特别席位,亦是外交上的一大成就。

1919年顾维钧(后排右四)于法国参与擘划国际联盟(图源:World War II Database)

取消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亦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因此自北京政府到国民政府,无不朝此方向努力,并订下与外国订定新约或旧约到期需修改时,绝不再给予治外法权的原则。中国同时还乘1930年第二届国际法院法官改选之机,提名时任司法院长王宠惠并顺利当选,以求能更顺利地与列强交涉修约事宜。

然而
外交的优异表现,终需厚实的国力为后盾方能常保当时中国内外交迫,列强并不愿真正平等对待之,甚至因中国拖欠国联会费与内战不止的缘故,考虑过将其逐出国联行政院。1923年,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Sir 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1870-1943年)向顾维钧催讨欠费后,向英国外交部汇报称:中国政府已失其信用,财政上已濒于破产……今竟任其在联合会行政院内占一席,实足以使在华熟悉中国实情之外人耻笑并讥议也1924年,英国首相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6年)有鉴于中国国力衰弱、日本步步进逼,为了保全在华利益,竟然向麻克类致函道:也许国联可以是救中国出泥淖的途径……可鼓励中国要求国联保护,这不外乎是让国际共管中国,否定中国主权。

由此可见,中国在迈向大国的险路上走得十分艰苦,毕竟若没有修明稳定的内政,要如何分神挣得国际上的尊严?一直到二战爆发后,中国抗日的贡献受到重视,受到美国邀请列名于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以及出席开罗会议,才在形式上与列强平起平坐,成为擘划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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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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