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智库:威权统治下日益式微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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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8 22:04:44

中国古代的门客、谋士、师爷、幕僚、言官、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都可看做中国智库发展的源头或者雏形。他们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增强君王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总体上,起到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不过,天下一统,政局平稳时,他们往往被统治者视为异己力量的存在而加以限制。也因为服务对象为君王、诸侯等,由此造成人身依附式的存在形态,对中国智库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产生内部阻力。

中国晚清名臣李鸿章。李鸿章幕府幕僚众多,人才荟萃,是晚清幕府的代表(图源:Getty)

随着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夏商家臣、两周命士、春秋战国门客、三国谋臣策士、两晋清谈名士、明清师爷与幕友,依次登上历史舞台。与之相对应的,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国家专门设置的智囊机构或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到清朝末年的幕府制,中国古代智库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王公诸侯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他们广收有学问、有技能的人,或通权术、方术、辩术,甚至是会学鸡鸣、像狗盗之类人也为其所用。这种养士之风发展到战国时期,出现我国古代最早的智库机构—稷下学宫。当年,齐桓公出于富国强兵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建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

稷下学宫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将学术与政治分开,二是允许不同学派各自立说,互不相妨”。因此它既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政治顾问团体,可以看成是有资料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

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自此“命官之权悉操于上”。

秦朝时期在乡一级设三老,通常由50岁以上的年长者担任,他们不负责具体行政管理,而是通过自身智慧和影响力教化百姓,左右乡党舆论,教化宣传国家法令礼法,是统治者的重要辅助力量。已经具备民间智库的某些特点。

同时,在中央官制方面,秦朝初置谏议大夫,负谏议之责,标志着谏议制度得以形成。

但自秦朝起,“四海归一”,中国中央集权制已经建立起来。之前的“养士风气”不在,“士”阶层失去选择的自由,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逐渐失落。后世的游士门的人生信条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能“货与帝王家”就成为清客,依附豪门,以闲情逸趣取悦财势,打秋风,充串客,谓之“帮闲”

汉承秦制,谏议制度得以传承。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实际上是君主的高级智囊,负有谏止或规劝之责。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和加强,谏议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备。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朝设门下省,负责谏议诸事,驳正违失,与尚书省、中书省并称为“三省”。唐宋时期,职官设置日趋完备,谏官职权日渐提高。隋唐仍设三省制,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即君主下达诏令有误,可退还皇帝,请另颁诏令。宋代专设独立的谏议机构“谏院”,可匡正时弊,弹劾百官。随着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元明清三朝谏议制度逐渐衰落。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重要安排,谏议制度改变了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的特点,成为体制内约束力量,“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

此外秦汉时期,还出现具备某些“国家智库”功能的博士议政制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自唐朝延续至明清的翰林院也是古代 “智库”的典型代表机构。翰林院由皇帝御用的文书智囊团队演化而成,依附于皇权,自成一家,独立于其他中央机构以外,具有“智囊团”“参谋部”“储才院”功能。

明清时期,用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八股取士导致官员治国理政的实践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设置幕府、延请幕友(俗称“师爷”),必不可少。

当时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可见幕府的规模之庞大。清朝时,完成了幕僚制与正官制的分离,实现了幕僚的专业化。入幕者不拘于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协助幕主处理具体琐碎的政务公事。典型的如晚晴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府。

相对于博士议政、翰林院随王朝灭亡而消失,幕府制度的生命力很是顽强,直到民国时期,还活跃在中国政坛,改头换面,以现代行政机构的面孔出现,但仍没有改变为一人(幕主)效劳的本质。如蒋介石的侍从室等。待中共建政后,这一制度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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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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