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宣部如何成了毛泽东眼中的“阎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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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8 08:15:30

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的前身是中共成立之初模仿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成立的中央宣传局。1924年正式成立中宣部。1928年10月中宣部在中国各省级党组织建立宣传部、各县市区级党组织设立宣传科,中共各党支部设立宣传干事,建立了中共全党系统的宣传组织。作为中共党的意识形态机构,中宣部在中共建政后却成了“阎王殿”,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的的突破口。

1966年,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互相串联、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被称为“全国大串连”,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之一(图源:VCG)

1965年11月中旬,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篇文章发表半个月内,除了中共华东局控制的几省外,中国大部分地方,包括北京在内,没有转载。

当初,《海瑞罢官》上演时,毛泽东曾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以示对其作品的认可。时隔数年后,他对此又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其中的 “平冤狱”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替彭德怀翻案,而海瑞逼迫徐阶退田则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否定人民公社。这两件,在毛泽东看来,不论哪一件都不能“翻案”。

江青了解到毛泽东的意思后,曾向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当时,陆定一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想法,没有当回事。

于是,江青即到上海鼓动姚文元写批判文章,据说经过九易其稿,终于出笼。

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不明确表态,想要看各方反应。没想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多对此持抵制态度,中国领导层也有不同意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吴晗的问题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来批判,并批评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按照当时中共的规定,批判吴晗这一级别的官员,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可是毛泽东躲在幕后,不按常规出牌。

毛泽东见各报不予转载,还有批评声音,更加恼火。他一方面要求上海“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同彭真、陆定一、中宣部摆开了一副决战的架势。另一方面,让周恩来出面协调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底,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军媒《解放军报》等开始以加按语的形式转发姚文元文章。其中,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称其为“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因为中共将军罗瑞卿得知了姚文元文章的背后来头,告诉了军报。

1966年1月,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建设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那里,吴晗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学术艺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现在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中宣部长陆定一对这种具有极左倾向的批判早有意见。1966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五人会议上,他直接提出要接受斯大林(Stalin)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这次会议根据陆定一等人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通称的《二月提纲》)。力图将这场大批判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

《二月提纲》在起草的同时,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江青开始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得到林彪的应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准备向中宣部乃至中共政治局大举进攻。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发表讲话,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共农村工作部门1962年被解散)。

随后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由此,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1966年5月30日早晨,一张大字报《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不起来?》打响了中宣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

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中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并要接受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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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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