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共还是防共:孙中山的底线与中共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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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3 05:53:55

今年11月12日,中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诞辰152周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是少有的身为国民党的领袖而被中共接受、认可乃至崇敬的人物。中共自称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然而,孙中山与中共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理念、党派利益、现实需要之间,孙中山曾面临两难抉择。

2009年中共建政60周年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设立的巨幅孙中山画像(图源:VCG)

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只有50余人,力量如此弱小,短时间内很难推动乃至引领中国革命的发展。此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Marin)萌生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联合的设想。1921年12月,马林经多方联络,与孙中山在桂林会晤。其后,马林又到国民党根据地广东考察,与更多国民党人沟通交流。此番接触了解,马林坚定了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他建议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共。几乎同时,列宁也在莫斯科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这样,就中共来讲,与国民党合作成大势所趋。

但当时的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与中共合作的意愿并不强。他曾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这里的小集团无疑包括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孙中山甚至直接向马林表示:不赞成中国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

然而,孙中山有些冷淡的态度显然没有影响马林力促国共合作的热情。当时的内外环境于孙中山来讲,也并无太多选择余地。国际上缺乏外援、国内又面临军阀割据,各自为政。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自身也问题不少。孙中山常对外讲国民党有十万乃至二十万之数,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以当时国民党根据地广州为例,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三万,缴纳党费者仅有六千,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不过三千。不仅人数少,而且国民党组织工作也非常薄弱,“没有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的斗争目标”。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只政治力量并不强大。而孙中山所赖以维系的广州政权,因为军费开支巨大,捐税过重,也得不到民众支持。

反观中共,人数虽少却人才辈出,其背后的支持者苏俄更是在短期内取得革命成功,这让孙中山钦羡不已,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

这样,国共合作水到渠成。1923年10月,孙中山宣告改组国民党,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具体工作。此后,有更多中共党员加入到国民党的改组过程中。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加入国民党,负责改组方略起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占3人,在17名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占7人,而当时中共党员及青年团总人数只占国民党党员人数的2%。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机构中,孙中山更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负责。这样中共力量在国民党内迅速“膨胀”,而中共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思想上的独立性,让他们注定被视为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

国民党内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尤其右派势力直接向孙中山上书。他们批评中共正“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本人也对已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国名党自由批评感到不满,他意识到很难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

本来孙中山容共,很大部分原因是为取得苏俄支持,但眼看中共有尾大不掉之势,他的防共意识愈发增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难中的孙中山最终向共产国际代表亮出底线:“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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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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