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质危机:美伊关系恶性循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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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8 07:20:38

从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8月份重启针对伊朗的贸易制裁以来,两国关系再次跌入冰点。11月4日,在制裁前一日,伊朗各地爆发反美示威,参与者高喊“美国去死”口号,并燃烧星条旗和美元。 5日,美国恢复对伊朗能源、金融领域单边制裁。不过有文章称,看似严厉的制裁却意外“疲软”。毕竟对于美国来说,制裁伊朗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清除核武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11月4日,伊朗民众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旧址前举行反美集会(图源:VCG)

美国和伊朗从蜜月走向决裂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1941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建者礼萨·汗(Reza Shah)因与纳粹德国暧昧不明的关系遭到流放,随即由英、苏、美三个国家掌控了伊朗,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得到三国同意下得以继任。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频繁插手伊朗内政,支持伊朗阿塞拜疆省民族分裂分子叛乱和独立,迟迟不撤出驻扎在伊朗的军队,并通过开发和控制伊朗部分石油工业来牟取暴利,这遭致伊朗自上而下的不满。巴列维政府一面寻得“两极格局”的“另一极”—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一面对苏联态度愈发强硬。1947年,伊朗“断然拒绝与苏联共建伊苏合营石油公司的协定”,苏伊关系全面恶化;同年,伊朗向美国购买了1,000多万美元的军火武器,美国向伊朗派出数批军事顾问团,帮助伊朗改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促使美伊关系进一步密切。

195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出任首相。他在任期间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掀起伊朗的民族主义高潮,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为他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宗教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他实施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包括推行失业补偿金制度、立例规定雇主向患病或受伤的员工提供福利、以及解放佃农,令他们不再受地主强制劳役。此外,他又规定地主贡献租金收益的20%到一个基金,用以资助一些比如兴建公共浴堂、农村住房和害虫防治等的市政发展项目。

1953年,摩萨台剥夺了伊朗王室的军政大权,准备推翻巴列维王朝导致巴列维国王出走。美、英两国深感摩萨台威胁其在伊朗乃至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也担心共产党会取得政权倒向苏联。因为不愿给苏联干涉的口实,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遂策划代号为“阿贾克斯”(AJAX)的行动,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帮助巴列维重返王位。美国对伊朗内政的粗暴干预和对深得民心的摩萨台政权的颠覆使伊朗民众的反美情绪持续升温,也使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巴列维回国后虽然继续推进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并在美国的压力和说服下,于1963年发起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涉及政治改革、企业改革等多个社会层面的“白色革命”。然而文史作者熊崧策在《文史参考》上发文称,巴列维完全倒向美国,他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军队、警察、宪兵等国家机器压制民主,通过几次修改宪法,独揽国家的行政、司法和立法大权,伊朗的首相和议会慢慢变成了橡皮图章。巴列维还组建了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对政治反对派、宗教势力、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以及各级官僚实施严密监视,防止他们进行反对自己的活动,搞得伊朗人人自危。而巴列维的支持者美国在伊朗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一落千丈,它不再是伊朗独立的保障、自由的化身,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

从短时看,白色革命是成功的。1968到1978年间,伊朗经济以年均16%至17%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从60年代初的160美元跃升至70年代的2,250美元,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开始进一步发展原子能、电子工业。然而急速的现代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伊朗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而巴列维王室的奢侈腐败、专制独裁和对美国的惟命是从损害了巴列维在穷人中的声誉。扩大妇女权利、倡导西方世俗价值观等举措激怒了国内的伊斯兰保守派。市场经济导致了贸易自由也使得美国廉价的农产品得以在伊朗自由买卖,便宜的美国粮食很快挤兑掉了伊朗农民的收成,让他们纷纷破产,使底层尤其是农民迅速站到了国王的对立面。

受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与腐败的影响,社会失业率严重,贫富差距加大,伊朗左翼共产与宪政自由派开始不断示威抗议。1977年10月,伊朗国内矛盾终于爆发。宗教学生率先发难,左翼共产与宪政自由派、迅速动员起来,一系列大规模抗议开始了,反对国王统治和要求民主权力面对革命的威胁,巴列维希望寻求美国的支持。

尽管伊朗对美国十分重要,但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事态缺乏重视,最后误判了局势,认为伊朗“没有发生革命或处于面临革命的状况”。这直接导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覆灭。

1979年2月1日,什叶派宗教学者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巴黎回到德黑兰,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2月11日霍梅尼任命马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为伊朗总理正式接管政权,巴列维王朝覆亡。4月1日霍梅尼宣布改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

这年10月,由于美国允许巴列维赴美治疗淋巴瘤,伊朗国内积压多时的反美情绪爆发,霍梅尼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作为精神领袖,霍梅尼的言论极富号召力,11月,革命者闯入美国大使馆,扣留了66名使馆人员,即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危机”。

人质危机发生后,美伊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重新解读伊朗人质危机》一文指出,此事件后霍梅尼大力推动伊斯兰革命的输出,向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呼吁,帮助伊朗反击美国,倡导穆斯林牢记:“对抗美国不仅是处于生存和衰落之间的伊朗人的使命,也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使命”。霍梅尼的强硬态度,直接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和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而美国在政界和民间持续对伊朗进行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解读,认为伊朗人普遍宗教狂热、缺乏人道、凶蛮粗鲁的同时将伊朗定义成“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希望伊朗国内的开明群众再次发起大规模反政府起义。

美国和伊朗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实用主义的考虑,都曾试图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矛盾和争端,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然而双方之间依然保持着猜疑和不信任,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随后的“9·11”事件使美国认为,伊朗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阵线幕后的坚定拥趸者,是支持恐怖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在反恐的大背景下,美国“迅速”宣布伊朗等国家为“邪恶轴心”。《风雨四十载: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前世今生》一文称,尽管信奉“自由主义”的奥巴马(Barack Obama)上任后与全球的主要战略对手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合作”,但正是在奥巴马任内,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措施达到了顶峰,美伊关系重新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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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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