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情怀和家仇国恨:金庸与中共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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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1 11:46:2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辞世后,媒体在缅怀金庸时,大多数都在强调他在武侠小说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的揭秘他一生三次婚恋,还有回顾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等。而作为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的金庸被许多人忽略了,在大时代背景裹挟下金庸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鲜有人提起。

金庸24岁移居香港,但对中国共产党心存希望,后来感到失望,改革开放后又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座上宾,“六四”事件后一度与中共“决裂”。到了晚年,金庸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方式实现“回归”。可以说,金庸的一生正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的缩影。与其他同时代许多名人一样,他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都与共产党息息相关。而无论是臧否时事,还是写武侠小说,金庸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金庸既是作家,更是一名积极参与政治的报人,在政治的江湖中,金庸从未缺席(图源:VCG)

金庸父亲之死

金庸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读,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1949年11月,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发表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阐明中共拥有中国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这篇文章引起中国国际法的权威梅汝璈的关注,两人从此相识。

第二年,被聘为中国外交部顾问的梅汝璈,邀请金庸做助手。金庸当即决定北上以圆外交官之梦。到了北京才知道,作为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自己要先过写自传、受训、入党三关,才能进入外交部工作,金庸于是选择放弃,回香港重返《大公报》。

这次北京之行的唯一收获是见到了周恩来、乔冠华等人,对中共的处事方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不过,金庸幸好没有留在北京,不然难逃反右与文革厄运。

1951年中共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在浙江海宁家中被押到他自己创办的小学操场枪毙。继母顾秀英被扣上“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遭公审并毒打。2000年,早已功成名就的金庸在大陆《收获》杂志发表自传体短篇小说《月云》,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在香港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但没有痛恨杀了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被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

2018年10月31日,中国各地书城推出金庸武侠小说专区,将金庸所著作品集中上架,吸引新老读者阅读购买(图源:VCG)

与文革对着干

1959年金庸与同学沈宝新一起创办《明报》并主持笔政,从此以《明报》为阵地坚持批判爱国,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1963年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后,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反对在贫穷情况下造原子弹,引来《大公报》、《文汇报》等香港左派报纸围攻。

毛泽东发动文革后,金庸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和文革对着干。社评反对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抨击种种倒行逆施,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反对香港左派造反,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预言邓小平将东山再起,另外还多次支持港英政府等。金庸因此被香港左派骂为“汉奸”、“走狗”、“反共反华”、“亲英崇美”,是香港头号“反动文人”,更被列为暗杀对象。

中共改革开放后,金庸发出的爱国心声得到了回应,访问北京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1981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被处决之事。金庸回应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不记“前仇”。

不久,海宁县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金庸为此专门致信海宁官方:“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在大陆解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金庸是邓小平主政中国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时,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统一祖国提上日程,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信息。邓小平为何选中金庸?他可能认为,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与文革笔斗多年,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金庸曾会见蒋经国,台湾对他也有好感。

香港首个以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为主题的常设展馆“金庸馆”在香港文化博物馆设立(图源:新华社)

支持改革开放

1984年中共建政35周年前夕,金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盛赞中共走上了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快乐的正确道路,并高度评价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同年10月,金庸再度前往北京,还带上一本《明报》社评选编而成的《香港的前途》,送给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1985年,金庸在获得可以继续批评共产党保证的前提下,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咨询委员。当香港政制方案长期争持不下时,金庸与另一名起草委员、浙江海宁同宗长辈查济民共同提出“双查方案”,建议立法会分三届发展到半数直选,第二任行政长官由800人组成的选委会选出,后来成为香港回归后政制发展的现实安排。

在当时香港各界提出的众多方案中,“双查方案”比较保守,另外金庸还在《明报》发表《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等社评,金庸因此被一些香港人指责为“出卖香港民主的罪人”,大学生在《明报》报社外火烧《明报》抗议。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使金庸与中共的关系急转直下。北京实行戒严当天,金庸辞去基本法起草委员和咨询委员职务,等同与中共“决裂”。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金庸直指学生和平请愿不应受到“武力镇压”,说到伤心处,还当场落泪。

不过,事件之后不久,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大家斗命长,仍盼邓能赢》支持改革开放和邓小平。主要意思是说,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年纪都很大了,只要邓小平身体健康,就能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的大路。而中共也对金庸进行慰留,全国人大在同意金庸辞职的决定中说,希望他对基本法起草工作继续做出贡献。

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改革开放提速。1993年,金庸应邀访问北京,会见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当时,江泽民指着一本《明报月刊》对金庸说:“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鉴于中英当时正在为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 Patten)提出的政改方案争吵不休,可以想见金庸的立场支持中共的。金庸回港后在《明报月刊》发表长文《北国初春有所思》,肯定与赞许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六四”后他在《明报》撰写的文章形成鲜明对比。

这次会晤之后,金庸与中共恢复密切来往,愈走愈亲近。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他在北大演讲中强调,近几百年中国历史说明,专制和封闭只会带来落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靠的是改革开放,他对中国能够在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充满信心,更相信中国人的文化和智慧,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

1995年金庸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重新参与香港回归祖国事务。从1996年开始,金庸三次以特邀嘉宾身份赴北京出席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2007年金庸被聘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2009年,85岁高龄的金庸被聘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游走江湖的“金大侠”从此正式成为“朝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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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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