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高华:林彪事件是古代宫廷政变的现代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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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7 06:36:57

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树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并在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在中国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也称林彪事件。

林彪在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图源:Getty)

事件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九一三事件加以解释,称林彪“叛党叛国”。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这些文章和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

对此,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1954—2011)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杂志2006年10月号发表文章《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提出自己的看法: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鉴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1950年代后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认为至今仍是关于“九一三事件”最有说服力的分析。

高华说,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林彪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但却在1971年身亡异国(图源:VCG)

文章说,毛泽东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高华说,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19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嚐,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高华认为,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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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编: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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