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中共建政后的“国民经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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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4 19:08:13

近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声,指出中共的政策“有益于、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希望“民营企业进一步增强信心”。习近平的表态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舆论场“国进民退”的争论一锤定音。

2018年9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辽宁忠旺集团生产车间考察(图源:新华社)

其实中国经济的“国”“民”之争,自中共建政后就不曾停歇。先是“国有经济”在政治正确的旗帜下一家独大,而后民营经济借市场的东风再度崛起,成为一时“宠儿”。双方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次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国民经济之争”的延续。

民营经济“退场”

中共建政初期,出于巩固政权和发展国家经济的考虑,对民营经济采取扶植与限制政策。但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认识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中共的奋斗目标就是让私有制绝迹,让产生私有制的土壤的小生产者绝迹。所以民营经济的存在只是中共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策略选择,而民营经济被消灭或者被纳入国有经济的范畴,才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

不过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初步估计用18年的时间,也就是1967年,在中国消灭民营经济。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7年。1956年中共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和手工业的改造,民营经济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随后,在极左思潮裹挟下,“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教育让中国人在思想层面对民营经济产生偏见。

民营经济“悄然生长”

直到文革结束,尤其中共在1978年正式宣布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民营经济开始在时代大潮中跃跃欲试。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成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年广久早在文革时期就偷偷发展他的瓜子事业,还因此被关了二十多天。但他在当时就赚了100万人民币。文革结束后,政策虽放宽,年广久的暴富和“傻子瓜子”大量雇工,还是突破当时政策底线,引起中共高层注意。

中共党内对民营企业“姓社还是姓资”,是否存在“剥削”的质疑迭起。对年广久的问题,他的老家芜湖市不敢定,安徽省也不敢定,最后报到中共中央,邓小平批示:不要动他。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邓小平共3次提到傻子瓜子,总的思想就是“等一等”“看一看”。邓小平曾说:“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就这样,直到1986年中共才正式出台文件为民营经济正名:雇工经营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第二年,中国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

年广久的炒瓜子事业终于合法化。可以说,从文革结束到1986年这一时期,中国民营经济是在政策空隙中悄然生长。
 

2018年8月,安徽芜湖,年广久在门店。他靠卖瓜子成为这个小城最早的百万富翁,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受到邓小平保护而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图源:VCG)

改革大潮中的“国退民进”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道路。民营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优势得到体现,步入发展快车道。相反,国有经济的发展却因为习惯了“大锅饭”下的分配体制,对市场有些“水土不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企改革被提上日程。

2004年,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质疑某些私营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

尤其郎咸平指责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通过收购活动卷走国家财富,引发二人之间的“郎顾之争”。卷入争论后,顾雏军就被中国监管部门盯上,最终锒铛入狱。

可以说“郎顾之争”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强势发展。而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国”“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国”“民”之争陷于闭环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舆论场屡次发出“国进民退”的声音,民营经济离场论持续发酵。这固然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受限、整体发展态势不振有关,但从历史角度分析,似乎也可认为是对之前“郎顾之争”的反转。

当年国有经济携国家政权力量“消灭”民营经济,而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开始“侵吞”国有资产,现在国有经济似乎又有逼退民营经济之势。中国“国民经济之争”陷于闭环。

历史经验表明:若非政治力量介入,“国”“民”之间永远只是拉锯战,不存在谁离场的问题。

从邓小平保护年广久到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多次表态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此次更是在舆论场 “国”“民”之争持续发酵之际,为中国民企发声、鼓劲。中共早已抛弃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选择了另一条足以容纳民营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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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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