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非中国领土” 日本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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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揭开十四年对日抗战的序幕,也是东北历时最久一次的沦陷。在事变之前,日本早已对中国东北显露不寻常的野心。当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1536-1598)发动朝鲜之役(1592-1598年)时,以加藤清正(1562-1611)为首的一支日军便曾越过朝鲜咸镜道进入东北,与当地女真部落激战,但很快就退回朝鲜半岛,之后又受阻于明鲜联军的遏制才无力再侵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往齐齐哈尔进逼的日军(图源:VCG)

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著作《混同秘策》鼓吹征服世界,并主张皇国(即日本)较易攻取之土地,莫过于中国之满洲,还倡言征服东北后朝鲜、鞑靼、中国也将次第可得,有意识地将东北、蒙古等处别列出来。影响倒幕运动思想颇深的学者吉田松阴(1830-1859),亦在《幽囚录》内宣扬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之岛,渐示进取之势,可说是往后日本认定中国东北、朝鲜、台湾为其生命线观念的嚆矢。这些学者的鼓动,不仅刺激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也在无形中将中国的边疆给刻意分立出来,为将来攫取领土提供学理和舆论上的借口。

随着日本的势力不停膨胀,日本学者们分裂中国领土的论调也就越来越高涨。如热爱中国文化、提出唐宋变革说的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虽在学术上成就不斐,却在1914年撰写《支那论》,主张中国应抛弃蒙古、满洲、西藏,远离所谓五族共和那样的空想,从实力来考虑,宁可暂时失去领土,不如谋求实现内部的统一。内藤湖南还曾多次接受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为日本趁日俄战争胜利后成立以管理中东铁路利权的机构,同时搜集对华情报以助侵略)或外务省的资助游历东北,进入沈阳故宫阅览与拍照满蒙文《大藏经》、《五体清文鉴》、《满文老档》等珍贵文书,或协助日本殖民者寻找间岛问题的资料以与清朝争夺吉林延边一带。尽管内藤湖南对中国边疆史料的搜求有学术上的积极作用,但亦对日本侵略东北提供了助力。另外,内藤湖南宣扬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更是将日本视为取代中国的新中心,替日本征服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至于协助满铁创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室的东京学派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也不遗余力地透过学术作为政治先锋。在白鸟库吉主持下,其研究团队搜罗大量东北地区的金石遗文,以及出版了一系列《满洲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书,对契丹、女真、鲜卑、乌桓、扶余、高句丽、渤海国等民族的历史做了细致的考察。尽管这批著作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但其强化满鲜一体的殖民观点,以及刻意夸大东北与中原的差异与对抗,进而做出该地自古不属于中国的结论。此外,还套用征服王朝概念来研究辽金王朝对汉人的统治,无非是为了日本统治中国而张目。白鸟库吉还以间空地来称呼东北,认定中国历朝皆无实际占有之,赤裸裸地合理化日本对当地的殖民侵略。

不过,高喊边疆领土不属于中国的最知名学者,恐非矢野仁一(1872-1970)莫属。矢野仁一于1921年发表《支那无国境论》、1922年又提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声称中国领土应为汉族所居的本部十八省,满洲、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区皆不属于中国,更否定中华民国对清朝的历史继承权,藉此想将各边疆地区排除于中国的概念之外。

1927年起担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1864-1929),于决定侵略中国方针的东方会议后提出《对支政策要纲》,内容不仅开宗明义阐明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将中国领土故意区分为本土满蒙,接着又以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来定义东北蒙古地区,这些俱是沿用矢野仁一的概念。真伪尚存疑,却吻合日本侵略路线的田中奏折,亦是依据此纲领撰就。

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1889-1949)也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声称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我国密切满蒙的资源以支持我国做为东方的代表,向世界扩张。就此可知,满蒙非中国领土此观念已多深入日本,并化为实际行动造成中国的灾难。

等到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仍没放松文化殖民的脚步,透过
1933年成立的日满文化协会,对东北、蒙古等地进行考古发掘、遗迹登录等学术活动,强化满蒙非中国领土的主张,并进一步宣扬中国东北蒙古地区,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关联,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政策服务。

傅斯年为了在九一八事变后论证东北主权属于中国,曾召集学者拟撰写《东北史纲》(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日本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伤害,远比军事上的破坏还影响更广泛更长久,至今仍有部分人士刻意突显日本对满洲国的现代建设成果,认同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为协助亚洲民族抵抗西方殖民而组建的说法,甚至与日本右翼一致宣传九一八事变是应当地要求才发动,以及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再扭曲为清朝、元朝不属于中国的概念。也因日本帝国主义有心的操弄,使原本意义单纯的支那东亚等词在学术的包装下,都沾染上侵略性和侮辱性的色彩,傅斯年(1896-1950)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击日本而写的《东北史纲》,便刻意扬弃日本宣传的“满一词,以示拒绝日本的文化殖民。梁启超(1873-1929)、冯家升(1904-1970)等学者亦都曾斥责日本研究中国边疆有政治意图,顾颉刚(1893-1980)也为此创办《禹贡》杂志,倡导研究边疆史地,希冀能激扬民族气节、夺回学术话语权。

因此,在审视日本昔日的学术成果和用词时,绝不能忽视其隐含的帝国主义心态,当前日本在蒙古、女真、契丹或中国边疆历史的先进研究水平,亦有部分来自过去侵略时期的成果积累。且即使二战已结束73年,日本学者仍会在东亚一词的框架下,有意无意地弱化汉文化影响、过度夸大边疆民族历史上的作用。这类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实则潜藏否定、解构中国主权或历史意图的文化帝国主义,不容易为人发觉,连早期不少中国学者也未察其用心,直接引用“中国本部”、“满洲”等称谓,变相为其渲染,其危不容忽视。毕竟,从学术入手、再影响大众认知、最后舆论再刺激政府行动,是帝国主义至今都没放弃过的侵略手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称:“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居安思危,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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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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