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侠习武 解码击剑通侠的明代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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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3 07:12:45

从金庸、古龙、梁羽生,到近年的黄易、温瑞安,武侠的魅力由小说蔓延到电影、电视剧与游戏中,始终是令人着迷的话题。台湾台北市的“国家图书馆”九月秋季演讲,以武侠为题邀请文学与历史的学者,从文学历史角度向民众说明风靡华人的武侠文化是如何形成、被构筑。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台“国家图书馆”秋季演讲第三场邀请台“中研院”史语所学者王鸿泰,根据明清社会史的研究,从明代的社会背景向读者述说明朝的读书人为何好武、喜爱谈兵论剑。

台“国图”秋季讲座第三场,由王鸿泰教授(左一)主讲“明代士人的尚侠习武风气”(图源:台湾“国家图书馆”)

翻开武侠小说,总会看到许多将背景时代设定在明朝,在明代江湖上大显身手的主角们,与明朝的社会风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并不是只有政治气氛肃杀的东厂、锦衣卫,在士大夫与平民阶层中所展现的,又是不同的风景。

王鸿泰点出明朝直到灭亡,都一直有着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和流寇这四大外患隐忧,可说整个明朝一直都在与这些外患打仗,也导致整个社会军事气氛相当浓重。明朝也极为重视边区(云贵地区)开发,而开发就会与当地的居民起冲突,有冲突就有战争。

明朝因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让城市发展越发兴盛、商业发达,从明代小说《桃花扇》中的描绘,可以看出在大运河的发展下,明代士人很重视城市生活,广交居住在城市的友人、乐于花钱挥霍。这样繁荣的江南城市,也是明政府积极处理倭寇问题的原因。和蒙古人不同,倭寇直接搭船南下,长驱直入明朝最为繁华柔弱的地区。倭寇们擅于近身战、游击战,长长的倭刀(中国古代对日本刀或仿制日本刀的称呼)一出鞘,便是死伤无数,让居住在江南地区的士人从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官府需加强边防与个人需要习武防身的危机感。因为倭乱的关系,也刺激各个地方人士聘请习武之人,召集乡里平民一起学武自保。地方上的动乱,也加深了明朝尚武风气,从皇帝官员到下层百姓,无一不习武,无一不以有一身武艺自豪。

从隋唐时期建立的科举制度,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特别是形成八股文“代圣立言”的传统,已经变成禁锢考生思想的牢笼。而且庞大的科举压力,让这些读书人希望能跳脱科举的框架,想寻求不一样、充满刺激的人生,王鸿泰认为这就是明代士人的任侠心态。这些不甘于现实,又因考场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因此纷纷走上习武的道路,成为除了科举考试外另一个出口、更是他们的生命追求。

由于内忧外患战事不断,明代士人一方面希望透过军事表现、战场功绩走上顺遂仕途,另一方面也期望透过习武获得的能力为国家安危尽一份心。翻开明史,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都是科举文人出身,从战术兵法规划到决策指挥都是文人。不仅如此,他们也相当推崇文武双修、知行合一的实践家与学问家。

像是明代儒学思想家王阳明,不仅有后世人所研究的“阳明学”,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建树,平定江西乱事、擒获起兵叛乱的宁王,成为明代士人的武功典范与偶像。王阳明的墓志铭透露了他一生中各个阶段时期的喜好志向:“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王阳明15岁时,跟随父亲至北京,并偷偷出长城观察蒙古人:“宪宗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寓京师。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王阳明在28岁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但后来因宦官刘瑾专权揽政,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但之后平定江西、擒拿宁王等一连串功绩,让王阳明之后的官途相当顺遂,放眼整个明朝是个突出的例子,但绝不是特例。

除王阳明之外,明朝还有个想当大将军不想当皇帝的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虽然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换个角度看不也是追求武学、向往武侠的表现吗?

到明代后期,士人尚武风气已经到了“不知兵为耻",甚至还会鄙视那些凭借一身武功,攀权附贵之人,将武功的标准提升到一个道德观感,对那些会几个拳脚功夫,就索要或是坐拥大官之位的人相当不屑。这些在茅元仪(明代大儒茅坤之孙)《暇老斋杂记》记载:当东奴(满洲)初起,朝廷求才之法虽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广,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为耻……或力能挽强,技能舞剑,无不挟所长,以游于贵人之门……骤猎美官而去……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将。"社会风气使然,造成用高标准看待习武求官之事。

由此可见,许多武侠小说作者选择明朝并非没有原因或道理,这样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习武为侠的风气,从士人留下的书信记录都告诉后世,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商品城市经济繁荣却又让人不安,才造就侠气纵横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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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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