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让私营经济“绝种”良心少一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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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3 06:04:27

近日,中国“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的一番“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历史重任该退场”的论述引发中国舆论热议。其实中国私营经济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经“退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请回”。

1955年11月,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这是上海市实行了公私合营的永安公司门前庆祝的影像(图源:VCG)

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认识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让私有制绝迹,让产生私有制土壤的小生产者绝迹。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1948年前后,中共党内就形成了通过“过渡”形式消灭私营经济的共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成分。

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时间。据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书中介绍,中共消灭私营经济,大体经历“夹心化”、“五反查税”、“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夹心化”。1949年5月,中共军队占领中国当时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当时,上海是中国全国通货膨胀的风暴眼,蒋经国刚从这里“打虎”失败不久。中国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曾回忆道,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毛泽东征调出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坐镇上海。在打败投机倒把的资本家、成功稳定物价后,陈云逐步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方面加强对经济的控制。私营经济就如同生存在夹缝之中,其赢利空间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博弈能力。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并进行体罚。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876人。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账”达30多亿元人民币,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第三阶段,“边缘化”。在中国“一五”建设规划中,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越来越小。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1954年9月,中国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此背景下,陈云提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

最后,“绝种”。几乎就在实行定息赎买政策的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 1956年1月,北京只用了10天就完成全市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接连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始终掌握着公私合营的主导权,只要企业被有关部门选中,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自愿”走上合营之路。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简称永安)自1953年起,在进货渠道被限制后面临无货可卖处境。1954年营业额同比降了一多半,到1955年2月,他们已发不出工资。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向中共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11月底获批。1956年1月,永安宣布“公私合营”。

在中国经济史上,私营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中国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顺利,连毛泽东本人也很意外。1956年1月,他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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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编: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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