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台湾的日本殖民者:遭美化的八田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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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迄今,尚未摆脱后殖民困境的典型象征,便是不分蓝绿党派皆讴歌的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1886-1942年),其被台湾官方颂扬为1930年建造嘉南大圳、台南乌山头水库、嘉惠农民的“爱”台湾工程师。自李登辉执政时,便开始宣传八田与一对台湾的“功绩”,李登辉至今也仍不时提及其“恩德”,并称其为“台湾人的守护神”。接着曾在1980年担任日本文部省海外教师、前往台湾高雄日侨学校任教的古川胜三,于1989年出版《嘉南大圳之父─八田与一传》一书,以赞颂英雄的笔调介绍其人格与建设嘉南大圳的过程,2001年此书被翻译为中文于台湾出版,大大促进台湾社会对八田与一的“正面”看法。

日本殖民台湾时的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台湾多受正面评价肯定(图源:中央社)

2007年,陈水扁命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向八田与一遗族追赠褒扬令,称许其对台湾农业现代化和防洪的贡献。马英九上任后,亦多次参加八田与一的追思会,并称像这样一个为台湾奉献的人,我们应该把他当作台湾人一样来对待,同时还在2011年建设八田与一纪念园区。至于民进党二度执政后,对八田与一的爱护更是有增无减,如20174月八田与一铜像遭斩首,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便迅速以日文写信向日本解说案件详情,结果引来强烈批评,并遭质疑其与处理孙中山铜像被毁一事持双重标准。2014年上映的台湾电影《KANO》,亦刻意在片中加入与主情节无关的八田与一亲切爱民、辛苦建造嘉南大圳桥段。因此在当前台湾社会,若说八田与一是比孙中山、蒋介石还能超越党派色彩、凝聚民心的台湾共识,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日本建造嘉南大圳的初衷是为了从台湾榨取更多粮食出口,防范1918年因米价上涨而促使日本民间暴动米骚动再次出现。因此日本首先于1921年在台湾推广自身爱吃的蓬莱米,成功改变台湾原本种植在来米的习惯。1920年台湾总督府也相继规划嘉南大圳,聘请八田与一前往当地勘查设计,藉此提高台湾嘉南平原的粮食产量。在建造过程中,台湾总督府还动员台湾农民无偿参与建筑,日后维护中、小水路的劳力也是从各村落征用,若有农民无法配合,还得纳钱免役,因而引起台湾人强烈的不满。八田与一则在乌山头建造约200户的宿舍,以及医院、学校、网球场、箭术练习场等设施,俨然一小型小区,但这些仅限日本员工使用,台湾人无享受。

此外,日本为了深入控制台湾的农业生产和农民,先后颁布《公共埤圳规则》、《官设埤圳规则》、《台湾水利组合令》等法令,将清朝时期建造的各大小水圳纳入台湾总督府的控制,透过宰制水源来制台湾农民的生产意愿与能力,并强制将地主全纳入组合(即合作团体),以及向农民征收水租特别水租,欠纳者会遭法院查封不动产。尽管《台湾水利组合令》中规定组合员可组成评议会,但仅具咨询功能,无法影响由总督或地方首长任命的组合长决策。嘉南大圳亦不例外,在1930年完工后不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由简吉(1903-1951年)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动员台南州支部联合会,率领1,000余名群众包围各地役场(街庄的行政机关)抗纳水租。接着又多次宣示要夺回埤圳管理权,抗议在三年轮种法下未得水源灌溉的期间亦得缴纳水租的苛政,并在《反对嘉南大圳组合文》中控诉:

兄弟姊妹啊!嘉南大圳设置完备的今日,总督府或号称其为劳苦的贫民群众之福祉(实非福祉而是毒死);或宣称为民众之幸福,实乃进行施毒之阴谋,恣意没收吾人的所有地,开凿圳路,任意乱凿,毫不顾虑对谷物的损害,以及民众的痛苦。大圳组合规约全是出自制糖会社的拥护,总督府与会社共谋,要民众采取三年一次的灌溉法(即两年不灌溉,一年灌溉之际种稻,其他两年栽培甘蔗),以此狡猾的手段,良田也会变恶田。

台湾农民组合痛批的三年轮种法,正是出自八田与一的构想。由于嘉南大圳与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不足,无法真正灌溉全嘉南平原,因此八田与一提出此计划,透过轮种作物的供水限制,既满足稻米生产、也满足日本官方扶持的制糖会社的原料需求,再加上避免出现台湾农民不愿种甘蔗而是种稻米的米糖相克问题,这形同剥夺台湾人的生产自由。且制糖会社的土地不受供水限制,完全体现总督府保护殖民资本的用意,但李登辉却称誉八田与一此举是为了让农民过得更富裕。且台湾总督府1905年的《制糖厂取缔规则》,实施原料采集区制度,命令农民在采集区内种植的甘蔗不许运送出区域,仅能贩卖给制糖会社,且制糖会社挟着资本势力享有议价权,台湾农民毫无反制能力,仅能用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磅的俗语去讽刺。根据1943年日本发行的《台湾经济年报》,嘉南大圳完工后的甘蔗生产面积增加近5,600余甲(每甲约0.96公顷),每甲产量平均提高285.63%,但产量的提升并未给农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制糖会社反而将收购价压得更低,使农民的负担更形加重。

1920年,正处于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至于稻米生产,根据前引的《台湾经济年报》,嘉南大圳完工后的稻作生产面积提高377.56%,每甲平均产量增加193.86%,总产量高达784,007石(每石约180.39公升)。然而这些增加的粮食并未留在台湾供给当地人,而是优先出口给日本,1935至1938年间台湾至少输出一半左右的稻米,使台湾人的饮食结构仅能以稻米混合番薯签果腹。日本一方面既需要台湾作为粮食生产基地,一方面又得保护本地农民,因此又多次颁布限制米谷输出、水田开发的法令。又在1939年颁布《台湾米谷移出管理令》、1941年《台湾米谷等紧急措置令》、1943年《台湾食粮管理令》,将台湾稻米的出口交由总督府垄断,并藉此满足扩大侵略的日军所需。而这些生产过程、营收实惠,台湾人皆无决定权,仅能听命殖民当局。故作为总督府农业现代化象征的嘉南大圳,遭到台湾农民骂为咬人大圳(咬人与嘉南两字的闽南语发音相似),无钱纳水租的台湾农民愤怒得以农具、番薯、甚至棺木当作纳税金,故意拿着向官府抗争,但却遭日本警察殴打逮捕。当时的《台湾新民报》也时常报道农民的苦况,批评嘉南大圳和制糖会社对台湾的剥削。

八田与一的建设,本质便是日本殖民政策的一环,都是为了扶植日本资本势力、加深控制台湾社会、压榨台湾人的生产力,绝非有心照顾殖民地的权。但当前的台湾社会出现去中国化倾向,以及塑造“台日友好”等讨好日本的政治需求,在多元史观的包装下刻意肯定日本殖民时期的现代化工程,将其实效视为殖民者的初衷,而忽略取得殖民地资源才是日本投入建设的根本原因,企图倒果为因。由于丧失批判昔日殖民者的能力与勇气,使得亲日氛围在台湾愈趋浓厚,这正是今日台湾囿于自我殖民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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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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