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回家生子:国共论战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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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6 07:23:29

在陕甘宁边区,妇女不仅参加经济生产活动,还拥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这大大提高了妇女们的家庭地位。【相关阅读:女性不“回家”:中共妇女运动之始

宋美龄一直坚持"妇女回家"论,直到抗战爆发,国家需要妇女走出家庭支援抗战。图为1939年三八妇女节万人集会上,宋美龄向大家展示印度民众捐赠给中国的抗战基金(图源:VCG)

然而处理家务和照顾子女,当这两条传统社会对于所有女性的旧有要求依然笼罩在女性头顶时,在经济独立和服务家庭的冲突中,“妇女回家”成为必然。

1940年7月6日,因就业岗位不够,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文章,重新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要回家做“贤妻良母”的主张。这篇文章引起了社会轰动,并出现要不要回家的论战。

这场论战反映了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女性归宿是固守家庭还是回归社会。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制定了“多生孩子、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内容,实际上是肯定了“妇女回家”。中共则认为,抗战如果没有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在时任中共南方局妇委负责人的邓颖超、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妇女生活》、《浙江妇女》都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判。邓颖超与周恩来也分别写文回击,这些旧调重弹都是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养育下一代的职责应该是由全社会完成,单靠妇女本身去尽职是不够的,妇女的工作权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中共自身,在发展和保护妇女权益上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尤其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赋予妇女的一些权利,尤其是婚姻自由平等、拥有继承权的权利遭到了当地农民尤其是男性激烈的抵制,家庭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局面。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周蕾指出,这些问题不仅会带来民众态度消极的问题,还可能引起政权动荡,中共开始改变政策,认为在农村提倡“妇女从家庭里解放出来”暂时没有出路。正如中共妇委书记蔡畅所说“我们过于强调妇女的权利使我们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错误。”

由此可见,尽管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妇女运动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妇女解放仍是实现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副产品,妇女解放是阶级革命、民族解放的需要,是服从于政党的总体利益和目标的。

因此当中共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定义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后,女性的实际政治权利是不得与农民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有学者就此认为,农民的整体利益往往涉及到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这些文化常常以农民整体利益的形式或者革命的形式反映出来。一旦以此划线,就会使得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要求大打折扣。更不用说一俟权力分配中触及到男性群体根本的政治利益时,大男子主义就会沉渣泛起。

妇联编纂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显示,中国社会对女性参政排斥的现象依旧明显。即使女性获得了平等的参政权,进入了政权机关,但权力尖端缺损现象较为严重,行政机构中的高层女性配备不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中共建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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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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