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学者之争:谁让毛泽东出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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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6 22:11:01

毛泽东究竟为何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俄罗斯公布苏联时期档案所著《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一书给出了解释。不过中共党史研究者杨奎松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指出,该书过于依靠这些档案且作者不懂朝鲜战争的基本事实,其提出的“新说法”很难自圆其说。 

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大厅中树立着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雕像 (图源:VCG)

潘佐夫相信是苏联——确切说是斯大林(Joseph Stalin)挑起了战争。斯大林不仅要中国出兵,还试图让美国人卷入冲突。

他在书中写道“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同斯大林搞了一个协定。实际上正是斯大林挑起了战争,他支持了金日成的冒险计划,该计划是:在至多27天内夺取南方。”毛泽东知道这个计划并支持,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就从来双清别墅拜访他的朝鲜代表那里得知了金日成的计划。毛明确承诺将帮助这个邻居,包括出兵,但只能是在与蒋介石的内战结束之后。

1950年4月,金日成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秘密举行了三次会谈。斯大林确信:“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出兵。”诚然,他还有一个补充说明:“应当绝对相信,华盛顿不会卷入冲突。”同时,斯大林向金日成建议,“你应当寻求毛的帮助,他非常善于处理亚洲事务。”

5月13日,毛在中南海接见了乘坐苏联飞机到北京访问的金日成。第二天,斯大林姗姗来迟地向毛通报了他同朝鲜领导人进行的秘密会谈。

尽管受到怠慢,但毛仍然完全同意金和斯大林的意见,支持武力统一朝鲜。金日成向毛介绍了总的作战计划,并得到主席的完全赞同。计划的主要内容在莫斯科已经协调好了!但是,在分手的时候,毛告诫金:“美国人还是有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然而,他没有对这一点表现出特别的担心。他一方面说:“如果美国人参战,中国将派军队帮助朝鲜。”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美国不会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潘佐夫称,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失算了,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缺席安理会就朝鲜战争问题召开的会议。由于没有苏联的否决票,27日,安理会批准了使用国际武装力量来抵抗朝鲜人民军的决定。

此后,事态一如斯大林所预料的那样发展。

9月底,韩国军队逼近了三八线。10月1日,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越过了三八线。当天,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立即无条件投降。让毛泽东行动的时间到了,斯大林期待的正是这一时刻,世界革命即将爆发。

这个新说法遭到了杨奎松的反驳。杨认为,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对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局限,潘书有近1/3的内容无法从该馆的藏档中得到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作者在此书中论证和贯彻自己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新说法”的效力。在缺乏新史料的情况下,作者只能大量转引转述前人用过的史料和史实,这不仅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完整形成自己的“新说法”时还不免会捉襟露肘,甚至不易自圆其说。

对于斯大林挑起朝鲜战争的说法,杨奎松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从俄国联邦总统档案馆和俄国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发掘了大量档案文献,对战争爆发原因、经过及过程,早就有了较为一致的了解和判断。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以往西方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是苏联的战争计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一“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但是,这一并不新的“新说法”有哪些可靠的文献依据呢?

杨奎松称潘书用来证明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精心设计的两本著作都倾向于相信朝鲜战争的爆发与金日成的努力分不开,潘书得出相反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此外,杨奎松称潘佐夫明显不熟悉冷战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甚至不知道朝鲜在1949年春和1950年春实际上有过两度分别与苏、中两党就此商谈的情况。在他的叙述与论证中,1949年春和1950年春三方两度商谈交涉的资料竟被混为了一谈。作者把1949年春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赴华密访,当成了1950年春金日成访苏以后的事情;把1949年春毛泽东对金一讲的话,当成了斯大林1950年春对金日成讲的话;把1949年朝鲜几度提出的希望得到人民解放军三个朝鲜族师(1950年年初已大部交给朝鲜)这件事,当成了金日成1950年春访苏后才派金一去向毛提出的,等等。这一连串史料的误植和误读,首先就动摇了其“新说法”的可信度。

杨奎松在文章中就潘书所使用的资料以及推论进行了批驳,并给出了史学界的公论以及自己的理解。

针对这些质疑,潘佐夫同样在《近代史研究》中做出了回应。潘佐夫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指出杨奎松英语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这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潘佐夫称杨奎松没有注意到2005年首次披露的一份电报,这封电报在安德雷·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的回忆录第二版中提到,由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发给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潘佐夫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它,这份文件清晰地解释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计划。

潘佐夫也不认同杨奎松的其他指责,并称“如果杨教授不同意我的推断或这些文件,请他与上述著作的作者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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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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