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重庆大武斗 残酷的全面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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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8 11:16:03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一同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几位著名的文革造反派领袖时,毛强调对学生组织间的长期斗争状况十分不满:“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明确表态反对文革武斗现象,亦象征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此后武斗数量陆续减少,最终全部消失。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接见红卫兵(图源:AFP)

对文革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有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造反派、大字报,后期的革委会、四人帮、林彪事件,中共官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定性是“十年内乱”,也成为今日中国人对文革的普遍认知。1981年,中共出台党内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的历史意义。

当文革发动的标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届满50年之际,北京时间2016年5月17日凌晨,《人民日报》发布专文《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重申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精神:“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然而,官方会持续的大力否定文革,代表民间对于文革的缅怀甚至提倡,在近年仍然大行其道。例如,只强调了当时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反官僚主义的造反精神,鼓励唱红色革命歌曲等仪式化行为,完全忽略了文革期间频频发生,也是最残酷的武斗事件。

一般认为,文革武斗成风,起于毛泽东在1966年6月作出的指示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毛泽东当时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随后江青于该年7月底向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转述毛的话,称:“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

既然好人打坏人、坏人是“活该被打”,在没有一定标准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无从分辨,在派姓斗争中,各造反派组织当然会自诩为“好人”,敌对方就是“坏人”,对方也就“活该被打”。有了毛的推波助澜,打起人来也就不会手软了。

在文革期间,著名的武斗事件有很多,以规模与手法来看,当可以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为代表。1966年12月4日,重庆市体育场发生“万人大武斗”事件。重庆的保守派红卫兵(或称老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小兵、重庆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因为立场较倾向市委,被造反派称为“保皇四军”。

由于当时保守派红卫兵卫想借开大会批判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以拉抬声势、表示紧跟中央。但属于造反派组织的“重大八一五”,认定开大会是保守派的“阴谋”,是要“假批判、真包庇”,于是在开大会当天,不仅抢先要求发言,并在一言不和的情况下开打。持竹竿、石块、砖头的肉博混战,结果双方都不讨好,各自有人挂彩受伤。

尽管会场上的武斗被市委介入而平息,但场外却传出“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并兴起“还我战友”、“讨还血债”,造反派随即于12月5日在体育场召开控诉大会,渲染在前一天“万人大武斗”中有造反派成员死亡。两天之后,造反派从各地抢来五具尸体,声称他们是死于武斗的造反派,定性为“烈士遗体”,陈列于体育场展览,让群众瞻仰与追悼默哀。在刻意制造悲情意识的情况下,即使有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立即制止武斗》,但双方在一次次冲突中逐步累积的敌对气氛已难轻易消解,使武斗规模与手段逐渐升级。

1967年7月27日至28日,重庆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军械库遭到造反派中的“八一五”(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反到底”(以“西师八三一”为代表)两派抢夺。由于驻军支持八一五派,将热兵器偷偷送给来抢军火的八一五派,称为“明抢暗送”。不仅上述地方,重庆市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武装部的武器枪枝后来都遭到八一五派数次“抢劫”。八一五、反到底两派有了军方的武器后,武斗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8月1日起,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与四连高射机枪等轻重武器,造成5死11伤。8月2日,八一五派占领空气压缩厂之后,基于自身3死1伤的损失,开始对有嫌疑者进行报复。先是将8名无辜群众先后杀害,并将尸体拖往石灰窑毁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枪杀后未死者再捕枪致死。

8月8日,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望江机器厂东方红公社,其下的“金猴战斗队”用改装的三艘炮艇组成“军工井冈山舰队”,沿长江炮击八一五派控制的东风造船厂、朝天门码头(当时称为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场与沿江船只,共计造成24死129伤,船只3艘遭击沉、打坏12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史称“八八海战”。

8月22日,反到底派“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占领的南岸区武装部、区委大楼等地进攻,死伤数十人,7栋房屋损毁,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所、民居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9,183件,粮食2,650余公斤。8月28日,八一五派动用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一二二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以死伤数十人的代价攻下北碚歇马场并占领北碚全区。

重庆沙坪坝葬有文革武斗死难者的“红卫兵公墓”(图源:VCG)

就在你来我往的流血武斗中,随着战友们或死或残,红卫兵组织成员逐渐感到厌倦、怀疑和无所适从。过去支持自己的中央领导,立场说变就变。周孜仁在文革时是重庆大学电机系五年级三班的学生,后任造反派组织“重大八一五”的报刊《八一五战报》主编。周孜仁回忆:“不光是对关于自己个人的命运的段落,还包括他们所崇拜和恐惧过的一切—并把圣光完全剥去。以往奉为圣典的所谓首长讲话再也不神圣了。人们甚至感觉到他们简直就在信口开河。”

文革武斗,最终就在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余万人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政策下落幕,其中以军管、军训最为关键。1968年7月3日、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两次发布布告(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严厉谴责广西、陕西大规模武斗,并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重庆也在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成立后督促两派组织撤销总部,并要求限时上报经费、账册、物资、数据文件,包括上交之前所抢得持有的军火武器,红卫兵没有了组织和武器,武斗风气也就随之消亡。

根据文革研究者何蜀的估计,在1968年前后进行武斗最激烈的时期,整个重庆约有1,700人殒命,而实际人数只会更高。而目前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公墓”,埋葬至少400名从1967年至1968年重庆大武斗战死或意外亡故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透过口述历史、记录片、文献记载与专书论文,以及实际存在的墓地,都不断提醒着后人,文革中除了青春的躁动与浪漫的革命情怀之外,尚有许多无辜的人们,生命永远停格在了50年前的武斗中,值得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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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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