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83年: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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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8 22:54:37
1986年严打期间,北京行警对群众举报的群居群宿进行查抄(图源:VCG)

1983年严打是中国治安运动,1983年9月正式启动,前后持续了三年之久。严打遏制了20世纪80年的“犯罪井喷”,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但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引发极大争议。

1980年5月,中共结束上山下乡政策,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与此同时,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脱离了军事化的人身控制,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使城市出现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

这些待业青年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加之红卫兵与武斗遍布全国,即使没有当过红卫兵的人,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他们对这些暴力手法信手捏来,造成曾出不穷的案件,社会治安大乱。

当时中国刑事犯罪激增,恶性杀人、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据统计,仅1979年到1981年,中国刑事治安案件的平均年立案居然高达90万件。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犯罪不仅数量多,情节更是恶劣。在严打以前,整个社会已经是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的混乱状况。

虽然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曾郑重宣布今后不再搞群众(政治)运动,邓小平依然祭出这个法宝,开始了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在邓小平理念的主导下,“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成为标准。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这成为“严打”时判罚的标准:“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严打号称要进行三年,加上收尾工作,实际历时3年5个月,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作为决策层主导的司法运动,中国各地出于政治惯性以指标层层分解任务,冤假错案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另一方面严刑峻法不可能解决无业青年的待业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试图用严打稳定社会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从1987年开始,刑事犯罪案件快速度地、大幅度地上升,社会治安秩序动荡不定,于是中共不得不继续开展严打斗争,而每次严打都陷入了“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的怪圈。直到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宣布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施行了23年的严打才落上帷幕。

撰写: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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