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国际调停无效 中国孤军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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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悍然炮轰北平宛平城,爆发七七事变,中国对日全面抗战就此展开。当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面调集大军北上,一面也积极想寻求国际调解或援助,毕竟自身国力有限。根据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日记记载,将领徐永昌就曾坦言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尽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道尽我国国势衰弱的艰难处境因此打算比照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国际调停的先例,希冀欧美列强会因顾虑在华利益,而避免中日开战,为中国争取到喘息的空间。

七七事变后,中国守军在卢沟桥奋勇抵抗日军(图源:VCG)

然而,欧美列强各有盘算,均不愿或无法积极调停中日冲突。如英国虽不愿看见中日两国全面开战,或日本完全掌控远东,但若日本将进攻的步伐限缩在华北,英国还可容忍。714日,英国内阁在会议上认为当前冲突并非日本刻意挑起,因此在面对国民政府的求援时,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于716日向时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英国政府的态度,并认为日本控制一切的形势与实情不合,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动,是为了应对数量远高于己的中国军队所采取的警卫措施,而且中国军队也在调动中,如果双方行动都出于自卫的话,那得先停止部署,才能和平解决事变。

许阁森的建议无异暗示中国军队得停止继续行动,这对中国调兵开赴前线抵抗制造了一定阻力。此外,英国也不愿单独调停以免得罪日本,希望可以拉拢另一个在华利益庞大的强权美国,共同对日本采取行动。然而美国更不愿卷入争端,回绝了英国联合调停的提议,认为此举会更加刺激日本,
9月时更下令要求在华美侨撤回国内,避免陷入冲突。

等到日本扩大派兵后,英国才意识到日本的野心,打算再鼓动美国共同对日行动,比如采取贸易禁运等等,但美国仍旧拒绝。尽管英国外交部后来批评日本军队的进入,然而没有强大的美国相配合,正忙于应付欧洲危机的英国在东亚实在孤掌难鸣,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给予国民政府实质援助。

国民政府还盘算向国际联盟申诉,将中日冲突国际化,让国联制裁。不过由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处理的无力,因此这究竟有多少实效,连国府内部也不抱乐观,仅是将之视为争取国际同情的机会。宋子文向蒋中正说明应将中日事件提出国联,此举虽无直接利益,但道德上可获胜利,且便利各国直接接济军械经济,即以后调停亦可占地步,正说明这种不敢奢望国联可有效阻止日本的心态。此外,英、法在得知国民政府希冀向国联申诉后,也不表支持,因为除了国联本身的软弱之外,渠等更担忧日本的反弹。

七七事变后,中国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士兵于卢沟桥抵抗日军(图源:VCG)

果不其然,当申诉案递出后,国联内各成员国争论不休,更不愿听取中国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并予以制裁,最后在10月做出决议,仅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并建议各会员国可单独考虑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免减少中国的抵抗力量。国联的决议形同仅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未真正制止日本或实质援救中国,九国公约签字国稍后又召开会议,但会后宣言亦一样空泛。王宠惠在宣言作出前便说道我所需者不止感激好意,与会各国亦明知非空言可了,说破列强明知不可为但仍仅有口惠的国际形势。

面对欧美列强的漠然,国民政府不再寄望国际的帮助,决定坚持长期抗战。
1115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通过迁都重庆的提案,正式以四川为大后方与日本周旋到底。蒋中正于会议上发言政府迁徙于深远的后方,使日无法停止战争,彼居于被动地位终归失败,不过,无论国际情形如何好,日本将来如何坏,还须我们自己不苟安、腐化,能一心一德,则持久抗战复兴民族之希望方能达到。我国便在此孤苦卓绝的困境下,与日本展开多年的殊死抗战,直到1945年,才迎来牺牲重大的最终得以光复失土。

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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