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不如坐牢:国民党战犯文革中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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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5 23:00:36

1959年,中共首次特赦国民党战犯,以加强对台统战。【相关文章:周恩来创设政协文史专员:中共统战第一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进入混乱的年代。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工作给完全否定了,停止特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杜聿明(后立着)在文革中基本没受到冲击(图源:VCG)

1966年8月,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身在北京的杜聿明和同院的宋希濂、唐生明、郑庭笈4人在院内及大门口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但这没有挡住红卫兵对他们的“破四旧”。红卫兵还对这个院子提出自动减少工资、不准请保姆、打扫胡同的卫生的赦令,最后由宋希濂起稿表示接受这些要求和批评。

在文革初期,矛头并没有指向国民党将领。在这年国庆节,杜聿明、宋希濂又被请到国庆观礼台上观礼后,他们的生活恢复平静。

到了1968年,毛泽东将这场革命称为“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将领们再次成为人民的敌人。

王耀武与康泽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两人不时被红卫兵拖出去批斗、陪斗。1968年,王耀武再次被拉去给康泽陪斗,康泽被打得半死后拉入秦城监狱伤重而亡。王耀武大受惊吓后高烧数日不退而亡,他的妻子作为反革命家属备受欺凌,后不堪迫害发疯致死。

同样是获得特赦的廖耀湘在批斗会上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于北京,陈长捷因不堪凌辱先杀妻再自杀,这给了邱行湘沉重的打击,也给了他明显提示。邱行湘让妻儿暂离南京,并请来两个身材魁梧的亲戚暂住,才逃过一劫。然而他的亲戚被其战犯身份所累,前途灰暗,这让邱行湘心如刀绞,甚至怀念功德林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生活。

就连不是战犯的黄剑夫也没逃过一劫,这位黄埔精英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但仍被重庆造反派视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强加“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后逮捕。因不堪凌辱,黄剑夫绝食而死。

吊诡的是,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那些没能迎来特赦的战犯反而比社会上要安全。

文强在知道自己“特赦梦”破灭后,整日萎靡不振,改造地点也搬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但正因为在高墙内,他平安渡过了文革,而他的亲友却没有这么好运,在历次运动中受株连者甚多。黄维日复一日的研究永动机,他庆幸“那时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强,起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挨打受骂,更没有丢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们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

这些“幸运儿”的状况也不断在恶化。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以前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新来的管理者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不进行急救治疗,却也不敢让这些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上述状况加剧了在押国民党战犯的不断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战犯病亡。

文革中不断恶化的处境直到1974年底才出现了转机。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做出批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293名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更让人意外的是,中共特批这批战犯可以去留自由。10名特赦战犯自愿请往台湾,4月,他们取道香港准备赴台。时逢蒋介石新丧,台湾当局借口这批人“经中共多年洗脑”,“已成为中共统战工具”,而拒绝接纳。张铁石半生为国民党服务,无法接受以“难民”的身份,前往自由中国救济总会提出申请,在去留两难中,在弥敦道富都酒店自缢葬命。

在这桩悲剧后,台湾仍无意让其他特赦人员赴台。在台湾关紧大门拒绝交流的情况下,中共只能开始摸索一条新的对台统战工作路线。出人意料的是,为两岸打开新局面的,竟是黄埔同学会。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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