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置越战老兵幕后 城乡歧视更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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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4 07:01:33

近日发生的中国镇江退役老兵群体性事件,再次将中国退役老兵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在中国近年来频发的退役老兵群体性事件中,最为典型也最引起社会关注、最理直气壮的群体,即是曾参与过中越边境战争的退役老兵。在这些群体性事件背后,中国政府究竟是如何安置这些参战老兵的呢?

1987年清明节,中国成都军区驻云南昆明部队前往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对越战争牺牲的烈士(图源:VCG)

越战老兵抚恤与安置

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以及1984年至1990年的两山轮战,是中国解放军迄今最后一次实战。1979年战争爆发时,当时中国施行的1955年兵役法中并无军人退役安置内容,退役军人的安置源于1958年的《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除入伍前是正式职员、工人者安置,入伍前居住在城市没有固定职业的给予优先就业便利外,农村者一律回乡务农。

当时对于参战军人的优待抚恤制度,则源于1950年由政务院批准内政部颁布的4份文件——《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

根据这4份文件,中国政府对于伤残军人、烈士家属、伤亡民兵民工等施行优待抚恤。其中对于残废军人,参加工作的除所在单位应享受的生活待遇外,每年分两次发放残废金;复原回家或安家者二等乙级及以上残废军人享受终身残废金,三等则一次性发清;住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或学校之革命残废军人,除规定的生活待遇外,同样每年分两次发放残废金。条例的中的残废金以粮食为单位,实际发放则折合为货币,最高每年1,500斤粮食、终身发放。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的伤残军人安置,就是遵照上述4个文件执行的。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伤残人员尤应给以特殊照顾”。

1980年,根据中国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140号文件:“有关地区的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充分认识安排好这部分残废军人的政治意义,积极承担安排任务”,所需劳动指标从1980年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内解决。本县市安排有困难的,由地区行政公署在本地区范围内调剂安排。

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要求下,积极工作,将参战伤残军人、立功退役士兵安排到当地效益较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工作。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渐江、西藏、青海等地政府,还为荣立三等功的农村籍贯义务兵办理农转非,并安排工作。城镇用人单位、乡镇企业面向农村招聘工人、干部时,也被要求优先录用参战的农村籍贯义务兵。在中国各级政府努力下,大多数参战军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可以说,当时中国政府对于参战军人的安置是超越了当时施行的1958年安置条例的,但客观上农村城市的差别仍然存在。

曾参与两山轮战的江苏籍老兵姜法田,参战其间荣立个人三等功,1985年退伍后分配到当地复合材料包装厂工作,1991年该厂倒闭后自谋职业,现为当地一家银行保安(图源:VCG)

城乡区别对待更须打破

1984年两山轮战开始,同一年中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首次写入了现役军人优待与退役军人安置内容,中国军人优待及退役军人安置第一次有了法律依据。

根据兵役法第十章《现役军人的优待和退出现役的安置》,农村籍贯义务兵退役后一律返回原籍,志愿兵服役满10年或义务兵荣立二等功才给予安排工作,否则按照义务兵安置,城镇籍贯义务兵返回原籍后由市县政府安排工作。同时还规定,志愿兵服役满30年或年满55岁做退休安置,“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妥善安置”。

1984年兵役法,实际上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城乡退役士兵安置的区别对待,此后的退役士兵安置大多延续了这一政策。同时,兵役法确立的义务兵、志愿兵交由地方政府安置,军官由国家安置的政策,同样在此后得以延续。加之1988年新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相比1950年4个文件的倒退——曾经二级乙等及以上残废军人拥有的终身残废金改为一次性发放,仅“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保留国家终身供养,二级乙等及以上享受公费医疗,以下则由地方民政部门、医疗部门酌情补助、减免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退伍老兵问题。

首先,将退伍士兵的安置以及残废军人、烈士家属优抚完全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很多地方由于财力有限,造成了了参战残废军人、烈士家属丧失劳动力后的贫困问题。曾有媒体报道,云南昆明籍烈士赵占英的母亲,想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看一看儿子的墓碑,却因贫困以及多次向当地乡政府申请路费无果,直到20年后的2004年才攒够了路费,再次看到了儿子的墓碑,而当地政府给予的抚恤金是每个月人民币28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

其次,在地方政府安置下,由于当时国企效益较好,很多退役参战军人选择了去国企,然而在1990年代的国企破产大潮中,很多退役参战老兵承担了改革的阵痛,下岗了。这些参战老兵,除少数走上创业之路并有所成外,很多从此失去了生活保障。今天,这些人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却老无所依。从媒体公开报道来看,当前要求待遇的大多都是这些曾被安置工作的人。

公允地说,就算是普通的贫困人群,在中国政府财力早已摆脱窘境的今天,政府也有义务给予他们最低生活保障,更何况是曾为国家浴血的军人。当然,某些参战军人提出的编制、住房等等要求,就有些脱离实际了,并且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循。通过社会救济,给予这些参战老兵基本生活保障,扶持老兵就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

除了这些争取待遇的参战老兵,那些沉默的,长期被区别对待的农村籍贯的义务兵,恐怕更需要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在出身农村的士兵越来越成为中国军队主流的今天。对他们的妥善安置,而不是区别对待,不仅关系军队,更关系社会阶层固化,影响深远。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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