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中国高校出现学生特务 告密文化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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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3 08:59:10

近年来,中国高校教师屡屡被学生举报而遭到惩处,原因几乎如出一辙。皆因“过激”言论触及当局底线。

现在的中国高校盛行告密文化,许多老师遭殃(图源:VCG)

六四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政府汲取教训,在重点高校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学生信息员被认为是学生特务,专门从事告密、揭发老师不符合政府要求的“偏激”言论。他们是政府的耳目,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一部分。

21世纪初,学生信息员制度在中国被广泛“应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复旦大学曾经招聘一些学生,要求“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反馈同学们思想动态。

学生举报老师这种事情在文革时期大行其道,将中国尊师重道这种优良传统摧毁殆尽。

被中国政府关闭的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刊登署名《“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文章指出,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等,自杀的就有24名。

更为严重的还有,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活活打死。卞仲耘是文革时期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真可谓是“礼崩乐坏”。

《炎黄春秋》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中国告密文化究竟从何而来?反思中国历史可以一窥究竟,中国的告密文化历史悠久。

中国大陆杂志《同舟共进》2015年第12期指出,告密在中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

《史记》记载:“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纣王是一个暴君,姬昌遭受牢狱之灾。

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

秦国商鞅变法时,“告密”以法令的形式成为统治者公开倡导的一种行为方式。《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民为什五,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就经历过四个告密大行的年代,即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清两朝初期。

汉武帝穷兵黩武,军费支出巨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想出了一个绝招--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

武则天设置铜匦制度鼓励告密,她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皇帝用这样的超国民待遇方式礼遇告密者,告密在武则天时期愈演愈烈。

明成祖朱棣因皇位来得不正,为了遏制言论,大兴告密之风。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也下旨让官员风闻言事,鼓励官员互相揭发。

总而言之,告密制度是把人最丑陋、最卑劣的一面暴露出来。一些皇帝使用帝王之术,让官员互相攻讦,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虽然皇帝本人受益匪浅,但对国家来说无疑是场巨大灾难。

撰写: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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