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六四后九次致信江泽民

+

A

-
2018-06-01 19:51:06

六四事件后的1989年7月至1992年3月间,李先念曾先后9次与江泽民通信,或谈治党之要务,或谈治国之经验,或就具体事情谈看法。本文摘自2012年第1期《党史纵览》,作者张肇俊,原题为《解密:李先念与江泽民的9次通信》,本文有删节。

1988年4月13日,第七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换届选举,杨尚昆接替李先念,成为新一任中国国家主席(图源:VCG)

1989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沈阳市有色金属压延厂化验室的女工反映的情况:现在总感到工厂中领导干部和工人的关系大不如改革以前了,特别是搞了厂长负责制、租赁承包以后,干群关系更加紧张,工人、普通干部的地位就比过去矮一截子……李先念看了这个材料后,认为反映的问题很值得重视,便于7月17日第一次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同企业的领导者一样,都是企业的主人。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论如何改革,只能加强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而不是相反。企业法实行的效果究竟如何?应该认真总结。我以为,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或租赁承包以后,如何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如何加强企业民主建设,加强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既能保障厂长的生产指挥权和经营管理权,又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以保证对厂长和承包人的有效监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不少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消极怠工现象,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企业一些不公道的事情不满。当前不仅要抓党政机关的廉洁,恐怕也要抓一抓企业领导干部的廉洁问题和民主作风问题。”

如何面对六四事件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1989年9月5日,李先念第二次致信江泽民、李鹏。信中说:“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西方大国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他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颠覆我们。我建议根据这份报告,认真地好好想想我们的问题。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应该引起全党切实注意了。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机关特别是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队伍的建设,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注重政治素质,……当前,我们要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稳定政治形势,把经济工作切实搞好。政治稳定了,经济繁荣了,群众就会更加拥护我们,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管是帝国主义的‘二次进攻’,还是多少次进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考、研究,李先念于1989年10月23日,第三次致信江泽民、李鹏,系统地提出《对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说:“对当前经济的困难程度,与其估计不足,宁可估计得严重一点;要下狠心压缩基建、压缩消费;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财政不能打赤字,银行不能超经济发行;外债问题值得重视;注意公私比重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一定不要放松警惕。”

在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的主持下,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组织人员进行专题调研。1990年,教育文化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李先念对此高度重视。7月,在政协上送此《建议》时,他第四次致信江泽民、李鹏。

信中说:“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知识分子、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还不少,目前存在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问题,就是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想各种办法逐步加以落实。要经过调查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加以解决。鉴于当前财政困难,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从最迫切的问题着手。现在要起步走,使问题逐步缓解,而不要越积越多,越来越难办。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重视发挥本国科技人员作用,我认为十分重要,建议认真做调查研究。我国知识分子有两大优点,一是爱国,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对国家发展以及现在遇到的问题十分着急,很想为国出力;二是很勤奋、有能力。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有水平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眼界开阔了,对外交流增加了,引进了不少先进科学技术,成绩很大。但是,由于认识上不清醒,也产生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部门、有的同志把希望寄托在引进上,没有很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放松了依靠本国科技力量建设现代化的领导和规划,只想用钱来购买国外技术和产品。结果一方面造成重复引进,而且有许多是低水平重复;另一方面造成国内科研资金不足,科研条件和科技人员待遇长期得不到改善,科研力量分散,大量人才闲置,有的纷纷出国。这样下去很危险。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尽可能多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同时一定要有国内科研和生产作为坚实的基础,并且把组织国内科技力量研制、攻关与引进相结合。全靠购买是靠不住的,特别是高技术、军工技术,人家一定要卡,而且把它作为诱压我们的政治工具。说句挖苦的话,如果只知道引进,不注重消化吸收和研制攻关,那就只能把我们的现代化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因此,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要闲置着,更不要搞散了。……除了其他有关政策和思想教育之外,当前最要紧的是给他们派任务,让他们担担子;同时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条件方面的实际困难。在这方面多花点钱是值得的。只有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1990年12月,李先念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后,于21日第五次致信江泽民。信中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仔细听读了一遍,总的说是赞成的,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算不错了。有几点想法,供你参考。

(一)《建议》的基本指导方针中提到,要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这是多年不提了的,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担心的是不容易做到。从目前情况和明年的计划安排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投放和货币发行规模仍然不小,赤字也压不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在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出大问题。

(二)在财政体制改革中提到,把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分开。经常性预算坚持不打赤字,这是完全正确的;建设性预算可以举借内外债,这就一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办法,坚决防止失控。

(三)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中提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等等,这些原则是很好的。但是,目前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很有“活力”,而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包括工业和商业)却困难重重。这种“私挤公”、“小挤大”的现象如不改变,而任其发展,公有制为主导就是一句空话。《建议》中原则都有了,关键是要有具体措施,并且能够坚持实行。

(四)《建议》中关于科技体制改革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方针都很好。我的意见:一是对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要给人给钱、组织攻关;二是要有一套把科技成果和经济建设相互结合的有效办法,但是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这几件事都要抓住不放,有切实的办法一件一件解决。

(五)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经济工作难度确实很大,采取谨慎的态度,逐步地解决问题,这是对的。但是,在工作方法上应该尽量克服一般化和面面俱到的做法,要抓住一些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一个一个地深入研究,彻底把情况搞透,真正把各方面的好意见集中起来,订出具体措施,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问题真正解决为止。

(六)现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国际局势也动荡不定,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还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事变。……我们要充分考虑这些情况,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困难局面。在制订和实施社会发展计划时,要具体地、充分地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等重大原则和方针,力争做到有备无患。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你们的难处我都知道。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也是清楚的。有些事只好慢慢来。但是,适当集中、治理整顿、调整产业结构、理顺经济关系、完善和深化改革措施的决心,一定不能动摇,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多年不管经济工作了,情况了解得不多,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只供你参考。

1991年初,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引诱下,苏共威望一落千丈,号召力大不如前,加之长期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民族问题日益激化,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分裂势力大幅增长。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后,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定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苏联面临瓦解,给中共敲了警钟。在这一背景下,4月27日,李先念第六次致信江泽民、李鹏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信中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既是长期的,也是十分现实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战线非常重要。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苏联、东欧的前车之覆,可以为鉴。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不管国内外反动势力如何造谣惑众,纷纷扬扬,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不能退让。”

同年6月12日,李先念第七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内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确实是唯恐天下不乱,正在暗中组织力量加紧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重新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我看,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当然,只要我们的各级组织立场鲜明、方针正确、举措得当,他们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图谋也一定不会得逞。我是有这个信心的。”

1992年1月16日,李先念第八次致信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心内容还是吸取苏联教训,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信中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就宣传报道问题说几句话。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个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十分珍惜这个局面。谁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利益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的心愿。”

2月25日,李先念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而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定于3月18日开幕。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于3月6日第九次致信江泽民、李鹏,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江泽民的通信。信中说:“我因生病住院,不能主持这次大会,特向中央报告,并建议委托王任重同志主持。如蒙批准,我再向全国政协党组报告。”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993年,江泽民为纪念李先念逝世一周年题词:“伟大的人民公仆。”2002年6月,江泽民在接受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先念》摄制组采访时说:李先念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重大功勋。尤其是他长期参与领导经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党性,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顾全大局;胸怀广阔,光明磊落;廉洁勤政,俭朴务实。在任何困苦条件下,他都坚持斗争,忘我工作。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编辑:森彰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