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解码中共69年党际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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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0 05:13:06

1949年1月30日,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三大战役硝烟尚未散尽,一位神秘的客人造访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这是中共建政前最为重要的一次政党外交活动,不仅奠定了中共建政后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拉开了中共政党外交的序幕。这位神秘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分管外交的副主席米高扬。

1949年12月,毛泽东(左)访问苏联时应邀出席庆祝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右)70岁寿辰大会(图源:VCG)

米高扬(Anastas Mikoyan)的访问,奠定了中共建政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基础。受中共外交这一大原则的影响,此后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是中共政党外交的重点,尤其是苏联这位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1949年,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苏联,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目的也是苏联。在中苏两党的努力下,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仅意味着中苏结盟,更意味着苏联接纳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阵营内部,由于中国仅次于苏联的体量,如朝鲜就称中共为“老二哥”,斯大林(Joseth Stalin)也将东方革命的领导重任交予了中共。

1951年,中共成立了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中共的政党外交工作。同年,为表示对苏联的重视,中共史无前例地派遣了一位政治局委员出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就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张闻天。今天的中国驻外大使最高也就是副部级,党内地位可能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副国级的政治局委员出任驻苏联大使,对中共而言不仅史无前例也是空前绝后。

立足于社会主义阵营,1956年中共八大上,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代表出席,盛况空前。这一时期,为了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外,中共还与原共产国际中较有影响的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发展了关系,也与部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印度国大党、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主义同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如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有过接触。

1956年,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秘密报告,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生裂痕,中苏都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由最初理论上的论战最终发展为中苏边境的剑拔弩张、刀兵相见,中苏关系完全破裂。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苏联组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围攻中共,由此中共与大多数共产党关系中断。中共政党外交的恶化,也使国家外交陷入了困境。

为了突围,在国家层面,中共一方面开始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大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9年,毛泽东(右)举行宴会欢迎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左)访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之大远超斯大林时期,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又导致了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图源:Getty)

政党外交层面,中共在指责苏共修正主义的同时,高举“革命”的大旗,开始谋求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推行极左路线,积极向外输出革命。于国内,极左路线的极致就是文革;于国外,中共积极援助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等的革命斗争,同时对外输出激进革命理念。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毛泽东语录红遍全球,毛泽东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或多或少就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影响。然而,由于中共的极左路线,文革时期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共产党、工人党由80至90个下降到10多个。

文革结束后,中共放弃极左路线,开始调整政党外交工作。以1984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访华,两党恢复关系为标志,中共摆脱了文革时代左的思潮和“以苏划线”的政党外交路线影响。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指导下,中共不仅与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还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中右翼政党开展了交流。到1980年代末,中共已经与110多个国家的270多个政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交往。

受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被西方制裁,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的影响,1990年代中国选择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党际外交原则。在这一原则下,1990年中共率先与日本社会党实现关系正常化,1998年由英国发起的世界各国社会党、工人党联合组织社会党国际(SI)主席、曾任法国总理的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标志着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关系全面恢复。同时,中共也与独联体国家的30多个政党建立了联系,与古巴、越南恢复了关系。1990年代,是中共新时代党际外交思想与实践走向成熟时期,为新世纪的党际外交全面开花典型了基础。

进入21世纪,中共不断拓宽党际外交的领域,以务实的态度,充分保持党际外交的灵活性,进行党际外交的制度化探索。2000年、2002年,中共前后参加了第一、第二届亚洲政党大会,2004年更成为第三届亚洲政党大会的主办国,80多个亚洲政党参加了会议。同时,中共还与越南、老挝、日本等周边国家政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主要政党、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

2002年中共十六大至2012年十八大10年间,有近200多个外国政党的主要领导率团访问中国,1,200多个外国政党代表团访华,中共也有600多个代表团应邀出访,中共党际外交空前活跃。到2012年,中共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中共政党外交制度化初步形成。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首次主场外交活动,即是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即世界政党大会,来自全球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出席会议。中共将这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这不仅是中共党际外交更是中国外交新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秀,中共党际外交外进入新时代。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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