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太天真:毛氏忠臣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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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7 00:18:45

彭德怀与罗瑞卿是中共党内著名的老对头。两人都性情刚烈,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延安整风,直到建国初期、庐山会议,结下很深的矛盾,关系势同水火。庐山会议上曾批判彭德怀的罗瑞卿,几年后自己也被整下台。1973年,命运又安排这两个老对头同处北京301医院。只是永远不被毛原谅的彭德怀形同囚禁;而因林彪出逃,被毛放过一马的罗瑞卿得以解禁治腿。作家舟自横在《“太天真”的中共领导人:罗瑞卿》一文中罕见披露了罗瑞卿在301医院治疗腿疾时,说过的一句“让现在的人看来有些啼笑皆非的话”,而这句话恰恰反映出罗瑞卿的性格特点。

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曾多次再上庐山。图为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图源:VCG)

文革前后,被打倒的开国元勋不计其数,被打倒的内幕大都清楚。但文革开始的前夕,罗瑞卿突然被打倒,这笔账后来虽然被官方算在林彪头上,但是还有很多疑问,其真实内幕至今众说纷纭。

罗瑞卿在历史上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信任的人。政治领袖都有自己的嫡系人马,争夺天下时更是如此。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嫡系是黄埔系,黄埔系同时还是浙江籍的,更是嫡系中的嫡系,如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毛泽东的嫡系当然是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就占了八个(除了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和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虽然长征后,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是最少的。红一方面军后来的两大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由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发展而来。而红一军团则主要是朱毛会师后的人马,即毛泽东秋收起义部和朱德、陈毅湘南暴动部。秋收起义部就不用说了,原属朱德、陈毅部的包括林彪在内的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为毛提拔重用,成为毛的亲信。所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这“双一”出身的,是毛泽东嫡系中的嫡系。罗瑞卿正是这“双一”系统的重要人物。

罗瑞卿和林彪自1930年2月开始共事,虽然罗比林彪还大一岁,但一直是林彪的部属。罗瑞卿和刘亚楼是与林彪关系最为密切的将领。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包括肖华、杨成武在内,无论从历史渊源、私人关系和受重用的程度都不如这两人(很多人说,如果刘亚楼没死,后来进去的就不是吴法宪而是他),刘亚楼曾替林彪给罗瑞卿传话:“林总讲了,就是肖华、杨成武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罗荣桓、罗瑞卿)要是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达陕北后,林担任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大)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抗战时期,林彪负伤去苏联养伤,罗瑞卿成为实际的校长。太原战役后,罗瑞卿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也同意,只是由于毛泽东让罗当公安部长才作罢。庐山会议彭德怀下台后,罗瑞卿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建议的。

至于罗瑞卿和毛泽东的关系,罗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罗瑞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人都奇怪为什么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都在国民党这边,怎么打仗都不如共产党那边大都没有任何正规军校背景的泥腿子。要知道老蒋最重用的是黄埔一期,而黄埔一期的学生才学了七个月就匆匆奔赴东征战场,被神话的黄埔一期至多是个军官速成班。更重要的是,在战争这个大课堂上,蒋校长就不如毛导师了。中共将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不是被洗脑给洗出来的,战争中军人都是提着脑袋上战场,谁让他们能活命,谁能让他们能打胜仗,他们就信服谁。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和知人善任是蒋校长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毛泽东的个性虽并不为身边的同事所喜,但在中共众多将领中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毛泽东的嫡系将领无不受到他耳提面命的教诲,罗瑞卿也不例外。

罗瑞卿1929年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称他为“长子”,“罗长子”的绰号也不胫而走。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接触时间最多的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毛泽东曾让罗写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让他住在自己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写完才让出来。罗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时,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的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都忠实执行。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只要是毛外出,罗瑞卿基本都陪同,被戏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酷爱游泳,豪言“游遍祖国大江大河”。为了保护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年近半百、不谙水性的罗瑞卿居然苦练学会了游泳。

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时,十位大将中罗瑞卿资历最浅,也无显赫的战功,被授大将军衔有人反对,认为授他上将军衔足矣。毛泽东听说后笑了笑:“罗长子我知道,大将军衔当之无愧。”正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所说:“爸爸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日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任用。”邓小平曾说过:“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而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庐山会议后,在总参谋长的人选上,当毛泽东得知林彪推荐的是罗瑞卿,毛笑着对周恩来和林彪说:“你们很会选人,罗是个干将,此人只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到。”

罗瑞卿能获得毛泽东的信任除了工作能力,毋庸置疑更多取决于他对毛的忠诚,而且这种忠诚到了愚忠的地步。柯庆施说过:“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罗瑞卿是中共党内很早就做到这点的高级干部,而像这样的中共干部当时也大有人在。与罗瑞卿关系甚差的彭德怀甚至当着党的高级干部说,罗瑞卿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你们背后说什么坏话不要告诉他,不然很快就会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但平心而论,包括罗瑞卿在内的大部分中共干部对毛的忠诚是出于朴素的情感和中国传统的君臣道义。

罗瑞卿性格耿直,作为毛泽东的亲信,他不像柯庆施、陈伯达之流喜欢揣摩上意、阿谀奉承。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说过:“罗长子敢说真话,是个好人。你们应该向罗长子学习。”虽然罗瑞卿忠诚于毛泽东,对林彪非常尊敬,但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

1955年授衔时,叶群想被授予大校军衔,罗瑞卿按照规定只给她评了个上校。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江青找到罗瑞卿,想要一套新式的军装和帽徽领章,由于江青当时连军人都不是,罗瑞卿考虑再三,只给他一套军装,没给帽徽领章。联想到这两位夫人的人品个性,两人自然是大为光火。这两件事对罗瑞卿来说简直是举手之劳,但罗还是坚持原则,其为人可见一斑。在抗大时毛泽东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而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后来被罗瑞卿及其家人认为是毛有意无意地提醒罗瑞卿之语,认为这也是罗后来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巧的是黄克诚也曾这样评价罗的老对头彭德怀)。

罗瑞卿长期从事军队保卫工作,中共建政后为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并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罗多次参与或领导肃反运动,虽然每次肃反运动都有扩大化的现象,甚至他在长征途中下令枪杀过走不动掉队的红军战士,但这些在残酷时期为了维护政党和政权的残酷行为,在同样经历过残酷时期的党内同志眼里也属正常,至少没有在党内激起公愤(彭德怀恼火是因为枪杀的是他红三军团的战士)。他不像康生和自己的继任者谢富治那样为了个人权欲故意大造冤狱。或许党内很多人不喜欢罗的张扬,但至少他不会像蒋介石手下的戴笠、斯大林手下的贝利亚以及康生那样让同事们感到恐惧。

在张闻天的老部下何方看来,毛泽东是以“家臣”对待罗瑞卿。这个评价虽然有些尖刻,但也符合实际。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汪东兴是何许人也,如果说罗瑞卿是“家臣”,那么汪东兴就是毛最宠信的“侍臣”,毛泽东拿罗瑞卿和汪东兴相提并论,说明罗瑞卿在他心里的地位。何况“滚出去”一词,毛能对汪东兴、罗瑞卿说,甚至也对江青说,但毛不是对所有人都说。毛泽东能轻蔑地对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毛泽东不会对刘少奇说“滚出去”,毛泽东对职位比罗瑞卿、汪东兴职位更低的人也发过火,但毛也不会说“滚出去”。有趣的是,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是如此。老蒋对身边的侍从从来不假辞色,对戴笠也是经常又骂又打,但对其他黄埔嫡系发火时态度就好得多,对待其他派系的人物表面上更是客客气气。看来能享受领袖说“滚出去”待遇的只有自己身边真正的亲信(叶群也真真假假地对罗瑞卿说过:“101(林彪)的的脾气坏得很,他只能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

即使是亲信,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在威权时代,最高统治者对臣下信任程度的高低,与臣下和自己关系的亲疏成正比,与臣下的职位高低成反比。罗瑞卿曾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耀。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瑞卿照应,“四清”运动时毛岸青的妻子邵华为了锻炼而想去农村搞“四清”,罗瑞卿因毛岸青要人照顾劝邵华不要去,但在邵华坚持下,罗瑞卿考虑再三,将邵华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毛泽东知道此事很不高兴,罗瑞卿也就被取消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格。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对毛说是邵华自己提出,与罗瑞卿无关。这才解开了毛泽东心中的疙瘩,罗瑞卿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瑞卿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政治局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知道内情,其他常委想必也知道,但居然没有谁觉得不正常。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中国亿万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决定罗瑞卿不能列席的,是一个身为毛泽东家属的女人;而决定罗瑞卿又能列席的,是另一个身为毛泽东护士长的女人。而无任何组织程序。看来“家臣”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不如“皇亲”和“侍臣”。另一方面,虽然家臣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能呼风唤雨,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被打入地狱:一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利益家臣可能会被最高统治者轻易抛弃,二是最高统治者对家臣忠诚的要求比对其他人更高,如果家臣的忠诚受到怀疑,受到的处罚会比其他人更严厉。而被毛泽东视为“家臣”的罗瑞卿就是因此下台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彭德怀等人被打倒,中央政治局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从1959年到1965年被打倒,罗瑞卿先后担任5个方面的13个要职:在中共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可谓权倾一时。由于林彪身体等原因,罗瑞卿实际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不要说罗瑞卿的两位前任粟裕和黄克诚,即使是当初彭德怀某些方面也无此等权势,可谓空前而且应该是绝后了。以至于罗点点说:“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在那个非常岁月,很多政坛人物的命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罗瑞卿的命运也犹如过山车,在人生快速达到巅峰时,又霎那间坠至万劫不复。由于罗瑞卿曾是毛泽东和林彪共同的亲信,被打倒的突然性以及很多相关的史料未公开,其被打倒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其中主要的观点有:

一、官方说。官方把帐算到林彪头上,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会上致悼辞时说:“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二、流传最广的,也被罗瑞卿家人认可的观点。林彪竭力想拉罗瑞卿进入自己的反党集团,被罗拒绝。林彪向毛泽东提出解决罗瑞卿,毛泽东本不想打倒罗,但出于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目的,需要和林彪结盟。罗瑞卿成为毛、林结盟的祭品。

三、毛泽东认为罗瑞卿军事上靠近贺龙,政治上投靠刘少奇、邓小平,因此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清扫外围,将罗瑞卿打倒。同时,林彪感到大权旁落对罗瑞卿不满,或者林彪只是出于无奈,附和毛泽东。

四、罗瑞卿得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他们联合杨成武、肖华、刘志坚、谢富治等人向毛泽东告状。认为这即使不是关键原因,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四种观点,第一种是官方的惯用说法,不值多说。文革前后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最后在悼辞或者官方生平介绍上,只要是能扯得上的,帐都算在林彪、“四人帮”头上(同样,文革后,邓小平在彭德怀追悼会上致悼辞时说:“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而对庐山会议只字不提)。实在扯不上的,也只说“被错误地批判”。至于被谁,出于维护伟大领袖或后来还在当权的人的原因,只能让读者自己领会。

由于相关的史料很多没有公开,在世的当事人后来也对此讳莫如深,这里结合后面几个观点,探究其中原因。

庐山会议后,罗瑞卿在军队主要的职务是总参谋长,上上下下也以罗总长称呼他,但实际上罗瑞卿最具实权的职务是军委秘书长,他以此身份主持负责处理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办公会议。由于林彪常称病放手让罗瑞卿工作,所以军委日常工作实际由罗瑞卿主持。而且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还排在几位老帅之前。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他去各位老帅那名义上是报告,实际上是传达。罗瑞卿主持会议的时候,不管是大将还是上将,点到哪个,都得站起来向他回话。罗瑞卿是个勤于任事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能干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也有个人权欲。他的政治头脑和张扬的性格不足以应付当时诡秘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人事关系。

林彪放手除了身体多病、不喜琐事外,也有避祸自保的原因。但放手不意味放权。林彪不喜欢大小事都向他汇报请示,但并不意味着他所注重的事情不让他知道和决定。很多事情罗瑞卿直接请示毛泽东或自作主张办了,而林彪事后才知道。罗这样做,一是因为毛是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罗直接向毛请示也符合组织程序。二是像不满罗的人所说,罗是借口林彪身体不好,还经常在外地养病,以怕打扰林彪为名而专权。林彪碍于毛泽东不好表达不满,但受冷落的心态罗瑞卿感受得到(在任公安部部长时,毛也曾为罗通过周恩来而不是直接写报告给他而大为光火)。

1963年,林彪身体大病后,军委工作由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于是罗瑞卿工作上和贺龙走的很近,更使林彪感到大权旁落。此外,林在军内开展学毛泽东着作的活动,而罗瑞卿在毛的指导下,请陈伯达挑选30本马列着作进行学习。林强调军队突出政治,而罗瑞卿和贺龙声势浩大搞军事“大比武”,这些都让林彪觉得罗瑞卿是和他不是一条心(军内“郭兴福教学法”原为叶剑英发现,后来罗瑞卿和贺龙发展成“大比武”,叶认为罗将自己的功劳据为己有而强烈不满。有趣的是罗被打倒后,罗的罪名之一是“大比武”没经毛的批准,于是叶也不把这“功劳”抢回了)。罗瑞卿开展的“大比武”或许像其他人所说,有个人出风头的嫌疑,但并不是为了对抗林彪,但这发生在林已对罗心生芥蒂之时,不可避免地让林彪怀疑罗瑞卿的动机。在常人眼里看来是平常的事情,在政治家眼里都有政治的意涵。

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如后来所说,说林彪只注重政治而忽略军事,甚至搞乱了军队。林彪是卓越的军事家,军队也是他与毛的权力之源,林不可能让军队处于混乱状态。事实上,在文革期间,为了防止江青等人插手军队,林彪不惜明里暗里与江青对抗,得到其他老帅和高级将领的支持和赞扬(林彪说过:“如果他们(指江青等人)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也为备受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欺辱的周恩来所乐见。使军队在文革中大致保持稳定,在当时社会一片混乱时,军队成为稳定国家最有力的,也是最后的手段。

罗瑞卿大将(图源:VCG)

林彪的性格内敛低调、沉静寡语,而他的两员大将罗瑞卿和刘亚楼虽然都属能干之人,但性格却都是飞扬跋扈、锋芒毕露。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时,虽然吴法宪是派来协助他工作的,但吴毕竟是政委,而且中共历来是党指挥枪,却搞得吴法宪像是他的小跟班。刘对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更是颐指气使。

刘亚楼的专横跋扈毕竟只限于空军,而罗瑞卿担任的是军委秘书长,是军队大总管,按照资历和战功,排在他前头的元帅和大将还有大把,本来就有点“木秀于林”的意思,其张扬的个性和霸道的工作方式,不免得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及其他高级将领。甚至有人说罗“狗仗人势”,连林彪也不得不出来替罗受过。邱会作回忆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

罗瑞卿在军内得罪不少人,但如果只把罗瑞卿被打倒看成是高级领导人之间个人恩怨是肤浅的。没有毛泽东的决定,像罗瑞卿这样的亲信、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其他人是动不了的,包括林彪,更不用说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以林彪谨慎的个性、避祸的心态和对毛泽东的了解,他何敢要挟毛泽东?林应该明白即使在毛泽东危急的时候要挟成功,以毛记仇的个性肯定也会秋后算账。有句话说,文革中,周恩来只敢保毛泽东也想保的人,那么也可以说,林彪只敢打倒毛泽东也想打倒的人。这两句话虽然不一定全面:周恩来、林彪揣摩毛的心思可以挟带私意,将毛想保或想打倒的名单扩大化,以保护或打倒自己想而毛并不在意的人。但周、林不敢保或打倒毛一定要打倒或想保的人,即使企图尝试也不会成功,例如周想保贺龙,林想打倒张春桥。

罗瑞卿是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上被拿掉的,又在1966年的三月会议被正式安上罪名打倒。此时距离爆发文化大革命才仅仅几个月。因此罗瑞卿被打倒绝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政治决心。

中共八大后,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毛是不会让自己大权旁落的,权力制衡是毛的法宝。当时处于第一线的,党政工作主要刘少奇、邓小平负责,而八大后毛泽东提议设立书记处,让邓小平做总书记,本来是用邓来牵制刘少奇的,谁知邓小平最后和刘少奇走到一起。同样,在军队里,毛让贺龙担任第二副主席,一是贺龙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有功;二是罗荣桓曾给毛建议,军队重要职务不要只任用一方面军的人,也要照顾其它山头,以利于军队团结(彭德怀下台后,在国防部长接替人选上,彭自己向毛推荐的人选是陈赓,也有林彪。罗荣桓推荐的是贺龙,而在总参谋长的人选上,罗荣桓推荐的是许光达和肖劲光)。毛最后重用贺龙,却不是出于军队团结,同样是为了军内的权力制衡。而自己和林彪的亲信罗瑞卿又和贺龙走到一起,毛泽东的感受可想而知。

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和刘少奇、邓小平走的也很近,刘少奇接见外宾的时候明白地说罗瑞卿是将来国防部部长的接班人(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即让罗瑞卿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也可见邓对罗的器重,要知道当时叶剑英的影响力还在邓之上)。使得毛认为刘少奇插手自己视为禁脔的军队同时,另一方面更对罗的忠诚产生怀疑。特别是当毛发现罗瑞卿对在《解放军报》上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并私下与彭真沟通,加上拒绝江青提议召开文艺座谈会,更让毛失去对罗这个“家臣”的信任。

有很多人认为罗瑞卿想在军事上投靠贺龙,在政治上投靠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说法很值得怀疑,工作上的接近并不意味所谓的投靠。即使是投靠,罗也不可能反毛。中共党内各个山头争权夺利是不真的事实,但是都在尊毛的基础上,无人敢挑战毛的地位。毛清楚罗应该不会背叛他,但毛不能容忍罗对他军事上最倚靠的林彪有二心。对于统治者来说,臣下的忠诚与否并不一定取决于事实而往往只是一个感觉。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用作家高文谦的话来说源自“毛泽东这种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和担心身边出现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式人物的猜疑妄想。”这个分析“虽不中,不远矣”。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中国人饿死,使得毛在党内外的威信大为下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直言不讳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刘更当着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要知道“人相食”的记叙在史书上只在有暴君或社会最混乱的时候出现。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这重重地击中了毛的心病。斯大林死后被继任者赫鲁晓夫“鞭尸”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毛虽然不喜欢斯大林(Iosif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的下场。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就着手准备打到刘少奇。而经过多年经营,刘少奇在党政系统内,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很大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并且刘少奇通过对“大跃进”等错误政策的调整,在国内威望日增。此时毛想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打倒刘已不大可能,只能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为他保驾护航。于是毛决定一方面利用林彪和其他将帅对罗瑞卿的不满顺势将罗拿掉,稳定林彪和其他军队高层,另一方面通过打倒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罗瑞卿、彭真、陆定一以及候补书记的杨尚昆,打击刘、邓的政治势力。

1965年11月,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目前被认为是罗瑞卿被打倒的主因。其实邱会作早在8月间,就被叶剑英叫到家里打招呼,叶毫不隐晦地批判罗瑞卿,并直言这是毛泽东交代的,被打招呼的人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邱会作回忆道:“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对主席的意图早已心知肚明了……所以,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决定的,比如不给贺龙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聂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现在看来,叶剑英在打倒罗瑞卿的事情上面出力至少不少于林彪。除了叶群受林彪委托,其实还有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集中向毛泽东作了好几个小时的汇报,告罗瑞卿的状。在12月上海会议时,共有13份揭发罗的材料,现在公开的只有叶群、李作鹏、雷英夫的,其它写材料人的名字一直未公开,其原因当然是这些人文革后还在掌权。

上海会议上罗瑞卿只是被拿掉,还不是一个“火药味”很浓的会议(一度与罗瑞卿很亲近的贺龙倒是在会上最积极,见人就骂罗瑞卿。他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没有扣上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在当时最重的罪名。毛泽东还说:“(罗瑞卿)反对你(林彪),没有反对我……”据说毛一度准备把罗“流放”到江西。但毛泽东为了即将发动的文革,清扫刘、邓的外围,还是将罗瑞卿“打包”进后来的“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于是在1966年的三月会议上,罗瑞卿被彻底打倒。毛泽东在这一年说过一句话:文革就是剥笋。“彭、罗、陆、杨”就是这个“笋”的外层。

至于三月会议的过程,与当初批彭德怀和文革后批其他人的过程大致相同,无非是群情激奋、上纲上线、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直至批倒批臭。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当初批彭德怀时,还有人替彭出头,彭的好多老部下只是阳奉阴违,而当初罗瑞卿“木秀于林”,得罪人又太多,批罗瑞卿是呈一边倒之势,同情者寥寥。

直到此时,罗瑞卿还以为是毛泽东、林彪误会自己,他打电话给周恩来,想见毛、林二人。心知肚明但不能明说的周恩来只能激动地对他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加上之前他看到有些揭发材料是由他自己的亲信所写,更让他难以承受。至此,罗瑞卿完全绝望。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在家中跳楼自杀,所幸命大,落地时只摔断左腿的足跟骨。

罗瑞卿跳楼时,三月会议还没有结束,对他的结论还没有最后作出。罗在这种情形下自杀,也为文革前后挨整的领导人中少见。或许是刚则易折,或许是罗虽然历经党内残酷斗争,但他从未挨整,相反很多时候还是整人者,角色的转换让罗受不了。而作为女儿的罗点点是这样分析的:“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如今,“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反过来说,君不要臣死,臣不得去死。在那个年代,挨整的人即使自杀也是不被原谅的,被称之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毛泽东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后,有些惊讶:“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而其他人对此没有感到同情,用罗点点的话说:“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由于当事人的地位,罗点点不好明说。实际上,说“跳冰棍”的是邓小平,原话是:“罗长子就象女跳水运动员,跳了一根冰棍。”而“诗意大发”的是叶剑英,他是把辛弃疾《贺新郎》中的“将军百战身名裂”随口修改了一下。被罗点点痛斥为“纵欲后的满足”。不由得让人想起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时,朱德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样的做法,谁能想到我们一个饭锅吃了好多年?”

罗瑞卿跳楼后并未得到实质的治疗,文革中被装进箩筐抬着在台上批斗,箩筐旁是一片片左腿流出的鲜血,其状甚惨。罗瑞卿的两位前任粟裕、黄克诚也是被整下台,在文革中也都受到冲击,但罗在文革中的遭遇要比这两人惨得多。罗瑞卿后来被关进监狱。而一直到进监狱,罗瑞卿都在苦思冥想为什么毛、林对他有如此深的误会。而真正让他醒悟和反思的居然是一张报纸。

由于中共九大的召开,罗瑞卿所在的监狱被允许看报纸,他看到了九大后的政治局名单。政治局是中共的权力核心,是神圣的殿堂,即使罗瑞卿当初最风光的时候都未能进入(包括文革后)。当罗瑞卿看到他极其鄙视的叶群也进入政治局名单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林彪这些人要完蛋了。战国时有个“赵王之爵”的故事。赵王得到一块宝玉,命玉匠制作了做了只酒杯,下令有大功者有权用这玉杯喝酒。赵奢打败了秦军后,赵王请他用玉杯喝酒。此后,全赵国的人把使用玉杯喝酒视为最高的荣耀。后来,赵王用此杯盛酒赐于一个给他舔痔疮的宠臣。再后来,赵将李牧打败秦军,赵王又拿出玉杯时,这回将士们都不喝了,觉得深受侮辱。罗瑞卿或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感受应该和这些赵国将士类似。罗此时开始反思个人崇拜给国家和他个人带来的灾难。

1973年,解禁后的罗瑞卿住进301医院治腿,当得知走廊另一端,一间糊满报纸的房间住的是老对头彭德怀时,他有些伤感地对罗点点说:“不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的,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这句话让现在的人看来有些啼笑皆非。虽然此时两个老对头同沦天涯,往日的恩怨也早已淡去,但罗瑞卿还是为自己“忠臣”的名分耿耿于怀。

1976年毛泽东去世,罗瑞卿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坚持不让他人搀扶,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端详,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已用不着演戏。罗瑞卿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后,虽然事务繁忙,但仍兼任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只能说没有在毛泽东麾下战斗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像罗瑞卿这辈人的感情的。因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被打倒而饱受折磨的陈再道上将,后来对韩先楚上将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他说到这里,那泪水都快要下来了。

但是在毛泽东死后,罗瑞卿开始向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学习。《罗瑞卿胡耀邦联手对抗汪东兴》一文中介绍了罗瑞卿如何成为胡耀邦的支柱。

1977年9月28日,陈云以一篇《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吹响了真理讨论的前奏,随后一个月内,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纷纷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了“两个凡是”。

也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在10月7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注意的重要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震惊了中共高层。主持这篇文章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就是胡耀邦。

2天后,被冷落许久的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副校长胡耀邦决心建好一支理论队伍,以党校为“坚强阵地”,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而罗瑞卿就是胡耀邦最坚定的支持者。

1978年4月,《光明日报》准备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新任《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闻知中央党校也在撰写同类题目的文章,便将他们已精心修改过的胡文送中央党校吴江,要求吴江审阅修改,并希望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此文。

吴江看了胡稿后认为:胡文“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好在吴江早已指定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类似文章,于是《光明日报》新主编杨西光挂帅,两位作者联手,《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与责任编辑王强华参谋,《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就这样出炉了。

在经过胡耀邦几番修改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该文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胡耀邦与杨西光可以说是互为犄角之势发起冲击,这是两个中央部门的协同作战。

5月12日,此文被《人民日报》转载。因为《人民日报》权威且影响大,因而引起“两个凡是”的倡导者之一,“毛办”负责人的高度关注,时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吴冷西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紧接着,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在中宣部召开会议作严重批判;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甚至连胡乔木都亲自到胡耀邦家里做说服工作,让胡耀邦放弃真理标准大讨论。

虽然邓小平在6月2日表态支持,在汪东兴“下不为例”的警告下,形势依然紧张,高压之下,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作沉痛检查。

面对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却,他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写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反驳种种刁难《标准》一文的谬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这篇文章没有像《标准》一样不敢提“两个凡是”,在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之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把围绕着《标准》一文的分歧公开化了,被称为是《标准》一文的姐妹篇。

可是胡耀邦面临一个困境,《马》文写好了,没有地方发表。在汪东兴的直接点名下,其时中央宣传系统已下达禁令,事涉当时最敏感的文章,《理论动态》不能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不能发。而“两报一刊”中,唯《解放军报》系中央军委直管,有它“超然的独立性”在条条大道都不通的情况下,唯一的“生路”就是《解放军报》。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时,罗瑞卿就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的观点。《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罗瑞卿对报社总编辑华楠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强调:“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鉴于罗瑞卿的支持以及胡、罗二人的私交,胡耀邦决定求助于罗瑞卿。

1978年6月里的一天,胡耀邦将一篇文章递给秘书梁金泉,让他悄悄送给刚刚得以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罗瑞卿。

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站在了胡耀邦一边。他说:“这是一篇坚持马、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并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也证实,罗瑞卿从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写的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谈了5次,同他谈了3次。再加上罗瑞卿和胡耀邦的多次联系,罗瑞卿细看了三遍,还自己看书动手查阅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指导对文稿的加工修改。可见罗大将对此文的极端重视与谨慎。

文章经修改后定稿。发表之前,罗瑞卿去联邦德国做腿部手术。他一直惦记着这篇将要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临上飞机之前,他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同志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罗瑞卿还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挨五十大板。”

在罗瑞卿的全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

但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罗瑞卿给予他的最后一次强有力的支持,7月下旬,罗瑞卿前往西德做腿部手术,不到半个月,胡耀邦就接到西德来的电话,罗瑞卿因为手术后心脏病突然发作,未能抢救过来。罗瑞卿的突然病逝让胡耀邦伤感了很久,而后来每逢遇到政治困境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说,要是罗总长还在就好了。

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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