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文革历史 中国才得以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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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07:52:42

52年前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文革虽然距今已然半个世纪,但相关议题的讨论却经久不绝。不论是2012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称要警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或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的2016年,《人民日报》署名任平,发表题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以及同天《环球时报》跟进发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到了2018年初,中国大陆人教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大幅删减关于文革的内容,无不引发人们对文革的批评、肯定或缅怀等多重情感。

文革时期老唱片《永远高歌东方红》(图源:VCG)

坊间对文革起因的研究汗牛充栋,有阴谋论、路线斗争说、权力斗争说、形塑社会主义新人说、死后防清算等说法,但都不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文革主要被动员的对象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党政机关遭到冲击(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使国家生产停滞、衰退,处于濒临内战的边缘,后又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个人求学、就业、婚姻等各方面都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是“被耽误的一代”。

然而,红卫兵同时又是文革运动中的要角。因“派性斗争”带来的大规模武斗,全国确切的死伤人数难以统计,根据现存的官方记载,文革期间光是在重庆一地,“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而红港(重庆朝天门码头)在一次战斗中被夷为平地,且该次战斗中使用了坦克、高射机枪和高射炮;1967年8月,重庆约遭受1万枚炮弹的轰炸。上述“战绩”全都是红卫兵组织所为,所以他们不只是被耽误的受害者,同时更是文革内乱的加害者。

从2013年至2014年,在中国大陆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潇湘晨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上,陆续刊载了17篇关于“红卫兵道歉”的自述及相关评论文章。当年意气风发、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与红卫兵小将,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他们挺身而出、愿意承认当年的罪行,向曾经被他们批斗、迫害的老师同学们致歉。就已经造成的伤害来说,也许于事无补,但他们勇敢面对自己剧有的双重身分:受害者与加害者,特别是后者,显得难能可贵,迟来的忏悔,也算是完成他们心灵的救赎。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决议》的现实意义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避免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当年看似一槌定音的决议,却因事过境迁,加上各种外在条件的变化,文革的历史面貌又逐渐模糊了起来。

对这个不愿揭开,又必须提起的历史伤痕,也许是想淡化影响,中共采取了隐晦低调的态度,不仅在《五一六通知》五十周年的隔天凌晨才悄悄将《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一文放上人民网,当天在《人民日报》见报时也只是在第四版要闻,而非放在评论版面,且当天《人民日报》网站的首页和几个专页上都寻无此文。

再者,人民教育出版社新修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将旧版第6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第7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并为新版教材的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在内容方面,还删除了文革时期中共中央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二月逆流”、“上山下乡”等知识点。这种作法很难不让人怀疑中共是否想要让社会大众遗忘文革,以维护该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地位。

五十多年过去,文革早已成为影视、文学的题材与研究的文本,既然中共尊崇唯物辩证法,就不必对过去所犯的错误讳莫如深,应将正反面用一样的篇幅并陈、并将结论重点归结在“拨乱反正”上,在义务教育阶段更加普及宣传文革的负面影响,让“正确”的史观贯彻人心,才能避免有心人士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进而否定中共的执政正当性。吹散文革迷雾,才能让中国拨云见日。

撰写:平承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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