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争与权争:中共党校教授谈高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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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5 07:11:52

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抛出了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高饶事件”被定性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认知里,将“高饶事件”定性为“政争”,政治路线之争。

然而,自这一事件发生之日起,将其视为“权争”——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声音就不少。加之中共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仍未解密,只能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去拼凑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由于相关人员立场各异,众说纷纭,更增添了事件的复杂性。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出发——“中共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提出了“‘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

中国油画《开国大典》。出于政治原因,毛泽东身后前排左一的高岗、左五的刘少奇都曾被抹掉(图源:VCG)

在王海光看来,“高饶事件”首先是“建国路线的政见之争”。从治国理念来看,“高饶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

在中共的论述中,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阶段,1949年中共建政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共将这一过渡时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为中共所独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没有的。

在当时,中共党内对于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没有争议的,但在新民主义时期的治国路线上存在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坚持和不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为分歧双方的代表。

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来自于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简而言之即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属于保守派,主张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休养生息,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则较为激进,高岗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1949年5月,刘少奇起草签发的《中央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对东北城市工作的“左”倾政策有所批评。高岗则不予理会,对东北局领导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1950年初,在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中,高岗主张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则表示反对,主张可以允许党员雇工单干,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的关于农业合作组织争论中,刘少奇与毛泽东再次发生分歧,毛泽东以高度赞扬并加上批语转发高岗在东北推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报告的形式表明态度,批评李少奇。

由此,也就使高岗成为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反对刘少奇治国理念的急先锋。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炉为标志,意味着中共放弃了过去的建国纲领和路线。“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政治上立时陷入了尴尬的被动境地。高岗却占尽先机,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与毛泽东的一致,成为政坛红人。”

1965年10月1日,刘少奇(前排左四)与毛泽东(前排左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Sihanouk,前排左三)在天安门城楼上(图源:VCG)

其次,则是所谓的“苏区党”、“白区党”问题,其核心在于中共建政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当时中共党内农民出身干部确实普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满情绪。

中共党内的山头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以来被提起最多的是红军时期三大方面军、八路军、新四军、四大野战军等等,都属于所谓的“苏区党”。另外还有一个在敌占区工作的系统,即所谓的“白区党”,在白区党内部还有北方局、南方局等等山头。1945年中共七大上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在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了刘少奇是中共正确路线在白区的代表,这一论述实际使刘少奇成为所谓白区党的最高代表。而当白区党与苏区党被并列提出时,毛泽东自然就成了苏区党的最高代表。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中央层面,刘少奇、周恩来代表中共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由于两人都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因而在政务院部委一级干部中白区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刘少奇大力提拔重用了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一批经他营救出狱且有长期工作关系的中共北方局的干部。在地方则完全相反,军队干部占据高位,白区干部敬陪末座。此外,苏区干部与白区干部知识文化上的差距,既使他们在执政思路上产生分歧,又无形放大了双方的分歧与隔阂。

具体到高岗本人,其对所谓白区党也并非没有看法。在陕北肃反中高岗、刘志丹差点被处死,主持肃反者就是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标准的白区党。在东北工作中,高岗与彭真等人也时有冲突。高岗曾向刘少奇告过彭真的状,但被刘少奇和了稀泥,这在高岗看来就是包庇、偏袒。

由此,当白区党与苏区党的问题甚嚣尘上时,高岗又一次成为了急先锋。在王海光看来,在这场争论的背后,“表面是要突出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马;表面上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争取更多份额的利益博弈。说到底,‘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倒刘’和打击华北山头的说辞而已”。

最后,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的政权建设中,在地方推行强干弱枝,集权于中央,代表政策就是将包括高岗、邓小平等在内的地方大员调任北京;在中央则是推行分权,试图改变刘少奇主持党务、周恩来支持政府事务的架构,如以高岗分周恩来的经济大权等。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线二线的提法,在王海光看来实质就是君权与相权的问题。毛泽东位于二线,超脱于具体政务却拥有最终决定权,一线形成刘少奇、高岗、周恩来等人相互制约的局面,执行具体政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共八大领导层名单,由于重用北方局干部,所谓白区党仍然占据高位,固然令毛泽东不满,因而有了以高岗制衡乃至代替刘少奇的想法。但高岗在毛泽东这一想法鼓励下的一些后来被定性为“非组织活动”的做法,尽管符合毛泽东的心意,然而高本人的“‘倒刘’心切,四处串联,一意孤行,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毛也不得不放弃了高岗。

“非但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权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难以弥补的政治鸿沟,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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