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刘少奇之争扫清毛泽东集权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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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 04:46: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理应转变为执政党,党的理念、基础、工作方式、能力等等,应按照执政党的需要作深刻的转变。但遗憾的是,中共并没有完成这种转变。高岗事件后,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毁于一旦。

1959年在国庆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向群众挥手致意(图源:VCG)

从中共建立伊始,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如影随形,残酷的斗争最终使毛泽东脱颖而出,他亲手缔造出一支革命党,最终赢得了胜利。在中共建政后,理应向执政党转变。遗憾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周边形势十分糟糕,只有紧紧依靠苏联才能保平安。国际形势很紧张,国内局势也不太平,中共虽然座稳了江山,却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何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困扰着党内高层领导,虽然毛泽东力压党内对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问题的分歧,成功得到斯大林(Joseph Stalin)首肯,并通过全国人大,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没有从根本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从来不是个温和的人,他有着相当独裁的作风,由于抗日和反蒋的需要,中共其他领导人不断做出妥协,尤其是周恩来的不断协调,才保持了中共的统一。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巨大提升,毛泽东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骄傲情结,其人的两面性中“帝王思想”和“南面之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距离个人崇拜只有最后一里路。就是最后一里路让他保持清醒,认识到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何况还有斯大林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1953年,斯大林的突然逝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苏共的继任者们为此争斗不休。这一系列斗争深深的震撼了毛泽东,此时他已年过60,不得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或许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自己的路线有可能被更改,作为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毛泽东决不会坐以待毙,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而棋子就是高岗。

高岗对中国革命立有大功,他和刘志丹等人一同创建的陕北苏区,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发挥了“落脚点”和“出发点”的作用。高岗在1946年以后主持东北的党政,在他当政的几年中,恢复半个东北的工业,进行粮食和弹药的储备,为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在不负“东北王”的称号。

更重要的是他忠于毛泽东。在毛的暗示下,高岗已领悟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态度和批评意见,以及用高“倒刘换周”的意图,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前景,便积极向刘、周发难。

这场政治斗争由于毛泽东的支持,高岗可能最终战胜周恩来。毛泽东先把矛头指向了薄一波,薄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且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向私有制、向富农经济、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攻号角已经吹响,高岗认为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同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因此,他已经有了取代刘少奇的野心。

可惜的是,高岗对建国后发展变化了的党内形势不清楚、不研究、不了解,在高层回护刘少奇时,无法认清形势,最后竟然冲昏头脑,对中共的核心人物陈云、邓小平谈论中央领导的人选问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还说周恩来也不行了,总理也要换人。

显然,高岗超出了毛泽东的底线和调子,脱离了毛泽东划定的“线”和“格”,加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内稳定力量全力拱卫刘少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地位,反对高岗当时显得轻率的举动。这使得毛泽东设计的刘少奇、高岗、周恩来三人相互制约的格局破产,毛泽东决定牺牲高岗。

“分裂党的活动”的帽子虽然大,实际上毛泽东对高岗留有很大余地。毛泽东指示七届四中全会“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指示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准备在高检讨认错之后保留其中央委员职务,调回陕西省工作。不料高岗两次自杀、以死抗争,致使毛泽东震怒,立即将“高岗问题”上升到“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高度,并把高岗裁定为“与党对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刘少奇暂时胜利了,从此只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活动。高岗与刘少奇的斗争摧毁了党内协商的基石,毛泽东更趁此机会将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大权在握的毛泽东终于走完了最后一里路,从此中共党内从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则处理一切党内外斗争。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毁于一旦,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和帝王情节乃至南面之术就此发端。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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