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政权冲突:世俗权力高于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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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0 05:31:53

在中国古代,政权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冲突,主要包括三武一宗灭佛、查禁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清朝时期禁止基督教。这些事件说明,在中国,世俗权力高于神权,这也使中国宗教和政治的发展走上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内地以来,曾几度辉煌。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那时的僧尼、寺院远远多于现在,僧尼还享有很多特权。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反佛运动,其中有四次规模较大,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后周世宗柴荣。

中国佛教禅宗之源湖北省黄梅县四祖寺的僧众和居士在做法事(图源:VCG)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由于僧侣可以免除租税、徭役,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凡是50岁以下僧侣一律还俗服兵役。太武帝还听信宰相崔浩劝谏,改信寇谦之的五斗米道(道教派别),排斥佛教,并逐渐发展成为灭佛行动。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律禁止私养僧侣,并限期交出私匿的僧侣,若有隐瞒,诛灭全门。次年,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镇压,在长安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太武帝进一步推行严厉的灭佛政策:诛杀长安僧侣,焚毁天下一切经像。北魏境内寺院塔庙无一幸免。废佛后六年,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新皇帝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教。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时期,佛教很盛行,道教也迅速发展。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周武帝两次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儒佛道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但均遭反对未能付诸实现。

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辩论,准备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高僧道安、智炫等人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剎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不久周武帝病死。不到三年,杨坚(隋朝开国皇帝)杀死周静帝自立为皇帝,北周亡国。
   
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信奉道教,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诏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做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除少数在长安的寺院外,全国所有寺庙全部摧毁,寺庙所有的田地被没收为国有;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灭佛不久,唐武宗即因服丹药而死。

后周世宗灭佛

中国佛教史上第四次法难是在唐武宗灭佛之后一百多年发生的,即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的灭佛。周世宗这位五代十国时期较有作为的君主所推行的灭佛之举,出发点仍是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加强国家的赋税兵役来源,以求改变社会上寺僧过多过滥的状况。

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勉强维持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与明显。

相传周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今河北正定)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周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在中国古代,三武一宗灭佛,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普受大众肯定与欢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复兴。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灭佛后皇帝很快就走向了末路,或者被政变虐杀(如北魏太武帝),或者很快病故(如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灭佛后朝代就很快走向衰亡(如北周、唐朝、后周),虽然最直接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其他历史事件,不过这确实让当时的人更加相信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

查禁民间宗教

中国民间宗教古已有之,如汉末五斗米道、太平道,北魏大乘教,宋代明教等。但民间宗教形成较大规模、呈现活跃态势是从宋元白莲教开始的。在中国历史上,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其包括的内容很广,甚至被认为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邪教”,深知民间宗教对统治秩序为害之烈,所以立政之初,便以严刑峻法治之。《大明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焚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律基本继承明律,以民间宗教的打击惟恐不力。《大清律例》中载有专门惩处“邪教”和会党的条文。

凭借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大量涌入中国,并获得立足与发展。图为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油画(图源:VCG)

清朝禁止基督教

同为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无法与佛教相比。明清两代,基督教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冲突大于和谐。基督教之在中国遭禁,首由康熙帝提出,此后被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四代皇帝所继承并强化,成为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引发这一国策的重要事件是著名的“礼仪之争”。“礼仪之争”始于明末清初,围绕着中国信徒是否坚持敬天、祭祖、祭孔等问题而展开。罗马教皇要求中国教徒完全服从天主教礼仪,康熙为此而怒,认为禁之可也。敬拜祖先对中国而言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大事,在“礼仪之争”中,罗马教皇禁止中国信徒敬拜祖先,实际上等于强迫中国天主教徒停止做中国人。

禁教也与天主教可能参与清朝的政治斗争有关。由于天主教徒参与皇位继承之争,令雍正帝仇视教会,认为他们对维持和平与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甚至把天主教徒和白莲教徒归为同类。乾隆帝在位时,曾怀疑天主教徒与回民串通一起,参与回民起义,称其教为“邪说”,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查拿西洋传教士及国内天主教信徒的活动;嘉庆一朝禁止基督教活动达到顶点。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天主教被进一步称为“邪教”,天主教徒甚至被称为“匪”了。

天主教思想对清朝正统观念构成冲击也是禁教的一个重要原因。雍正帝在谈禁止天主教的理由时,曾经说过:“先皇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将此种教义等以推广?……儒教则与尔等的教相去甚远。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乾隆帝厉行禁教,也是考虑到天主教“煽惑愚民”,有害于“世道人心”这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18世纪西欧国际秩序向东方的蔓延、侵蚀、膨胀和扩张已指向亚洲最后一个独立大国——中国,清朝皇帝开始感受到空前严重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危机,意识到天主教所代表的西方势力逐渐成为清朝的威胁力量。

最早把遥远的欧洲国家视为中国最危险的潜在对手的是康熙帝。康熙帝曾郑重告诫重臣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这种预言性的警告实则基于对西方殖民强国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安。雍正帝厉行禁教,他曾坦率地向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白晋(Joachim Bouvet)、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供奉内廷的西洋传教士说:“你们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对此深为了解。但这将使我们的前途如何呢?真的如此,朕等将为你们国王的臣民。作为基督教徒,你们只会承认你们自己。当成千上万只洋船纷至沓来,就可能出乱子。”

这种对西方人深深的戒备心理,是夷夏之辨理念的深度发展。雍正帝将天主教认作外来政治力量,教民是教皇政治力量的一部分,而整个天主教会又与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天主教在中国存在,只能使臣民与皇帝、国家离心离德,所以禁止天主教。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朝野士大夫的认识,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

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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