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朝鲜撤军之谜:谁在下逐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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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9 22:30:09

近些年来,随着中朝关系因朝核问题陷入紧张、跌入低谷,人们对历史上所谓鲜血凝成的“唇齿相依、牢不可破”的中朝友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种种疑问。其中一个关注焦点就是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何单方面从朝鲜全部撤军?是否金日成要求中国撤军?本文作者艾路尝试解读,原题为《金日成要求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摘自澎湃新闻网。

1952年汉城解放后,志愿军冒着炮火渡过汉江 (图源:解放军画报)

扑朔迷离的撤军问题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刻撤出朝鲜。”两天后,中国政府声明支持这一要求,并准备与朝鲜政府磋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时也要求联合国军撤军。随后,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次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再次确认将于年底前全部撤离。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来看,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军似乎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

不过,后来中国官方史书却披露:早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金日成提议志愿军全部撤军,并得到了金日成的同意。随即,中国、朝鲜和苏联就撤军的方案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1958年2月,中国和朝鲜就按预定的脚本上演了一出迫使联合国军撤军的双簧戏。可见,中国的撤军决定并非迫于朝鲜的压力,而是主动提出的建议。

然而,近年来随着档案史料的解密,以及中朝关系研究的深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说法。一种说法指出,1956年8月底,朝鲜劳动党内发生清洗“延安派”的斗争后,中共和苏共联合派代表团赴平壤干涉,迫使金日成改变对“延安派”的处理决定。迫于压力,金日成同意改正决定,但提出让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要求。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可靠的史料根据,多半是一种逻辑推演。

还有一种说法,同样认为金日成曾向中国明确提出过撤军要求,其根据则是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 I︠U︡din)的谈话。毛泽东说:“金日成不喜欢我们几十万志愿军留在朝鲜。他要赶我们走。”看来,金日成要求志愿军撤军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可是,仔细阅读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的原文,不难发现,这句话只是毛泽东的一种推测,他并没有明确指出金日成何时何地曾提出过撤军要求。在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假设朝鲜可能提出撤军要求的种种形式,甚至包括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做法,即发表声明说中国有大国主义,干涉朝鲜内政,要求志愿军撤军,并请求联合国的帮助。不过,对于这种种假设和推测,毛泽东自己也拿不准,承认说“刚才只是一些胡思乱想,人有了脑子,就会想想”。显然,在波匈事件的背景以及中朝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对朝鲜意图的判断是一种过度猜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金日成尚未明确要求中国撤军。

那么,后来朝鲜方面有没有向中国提出这一要求呢?综合各种材料推断,朝鲜直接提出撤军要求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当时朝鲜人民军兵力大约只有联合国军及韩国军队总兵力的一半。失去中国的保护和志愿军的支援,朝鲜面临的军事压力将陡然增大,其经济实力和有限的人力资源又很难支撑大规模扩军;另一方面,匈牙利事件中,纳吉曾因要求苏联撤军而被视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匈牙利事件过后不久,金日成如果提出这一要求,无异于自讨苦吃,很可能会被拒绝,而且会惹祸上身。

波匈事件后的中朝关系

不过,据苏联档案,朝鲜外务相南日曾向苏联驻朝大使非常委婉地试探过撤军提议。1957年6月初,南日似乎不经意又带有很大保留地向苏联大使提议,或许可以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让志愿军撤军的新提议。苏联大使当即表示反对并陈述理由,认为中国撤军后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将对朝鲜非常不利,而朝鲜的经济状况又不足以支撑更大规模的军队。南日立即补充说,这只是他临时提出的想法,并未在其他地方与别人讨论过。而且他说的撤军只是让志愿军撤到中朝边界的中国一侧,以便有事时可以随时支援朝鲜。南日的补充说明反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因而苏联大使在外交报告中推断:朝鲜同志希望中国军队撤出朝鲜,驻扎在鸭绿江边中国一侧。

朝鲜领导人向苏联的试探尚且遭到反对,自然不会再向中国提出撤军要求。不过,苏联大使的推断是合理的。经过中苏联合干预朝鲜党内事务,尤其是波匈事件发生后,苏军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干涉,对于纳吉命运的处置,无疑令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心有余悸、惶恐不安。尤其是金日成对于“延安派”的清洗仍在进行中,中国和苏联是否会再度干预还很难说。这种情况下,几十万中国志愿军继续留驻朝鲜,无疑是金日成的心头病。同时,由于联合国军和韩国的敌视以及朝鲜人民军在兵力上的劣势,朝鲜的安全又不能不寄希望于中国和苏联的保护,尤其是中国志愿军的兵力。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志愿军撤出朝鲜但仍驻留中朝边界附近,以便继续对朝鲜提供军事保护。但是,这只是朝鲜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和苏联能否接受呢?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思考如何处理中朝关系。自从朝鲜劳动党发生八月事件后,尤其是中苏联合干预朝鲜内部事务后,中朝关系愈发冷淡,甚至陷入紧张之中。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于朝鲜未来走向的担忧,以及对于金日成的强烈不满和疑虑。一方面,中国担心朝鲜公开提出撤军要求,使得中国没有理由不撤军;另一方面,则又担心志愿军撤走后,朝鲜局势更加难以控制,可能出现类似匈牙利似的事件。如何缓和中朝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从朝鲜撤军,令中国党内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不走吧,没有理由留下;走吧,朝鲜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向西方或者变成铁托。”

疑虑:朝鲜会不会倒向西方?

不过,毛泽东最担心的其实并非是否撤军的问题,而是朝鲜是否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是否会成为纳吉式的人物。如果朝鲜不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也不会成为纳吉,那么即便志愿军从朝鲜撤军,影响也不大。毕竟,中国和朝鲜只隔了一条鸭绿江,一旦有事可以随时过江抗击敌人。早在1956年9月与苏联领导人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就处理朝鲜问题会谈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是愿意撤兵的”,“志愿军回来,将来有事还可以去嘛!”

然而,一旦朝鲜倒向西方,中国志愿军不得不采取苏军在匈牙利的做法,虽然最终可以挽救形势,但中国形象难免受损。自波匈事件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反对大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间更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志愿军在朝鲜采取类似苏军在匈牙利的做法,中国无异于出尔反尔、自己打脸。如果无所作为,志愿军撤出朝鲜并任由朝鲜倒向西方,那么中国自抗美援朝以来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将付诸东流,而且中国东北将直接面临美国的威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朝鲜对于我们,关系是太密切了”,“美国人如果就在鸭绿江那边,我们真的是睡不着觉啊!三八线到鸭绿江有四百公里。否则,鞍山、旅大、沈阳、抚顺、哈尔滨都在美国军队的威胁下。”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至少要保证朝鲜不会倒向西方。至于志愿军是否撤军,则只是时机问题。为此,毛泽东通过尤金向苏共中央征求意见,希望与苏联一同对朝鲜做些工作来挽救形势。

或许是因为朝鲜党政领导人平时与苏联使馆接触较频繁,苏联外交官对于朝鲜内部情势了解更全面,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显然比中国领导人更乐观些。早在1956年9月18日,中苏两党商议联合派人赴朝干预其内部事务时,毛泽东就担心金日成或许会因为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而要求中国撤军,米高扬则不以为然,认为金日成或许不至于提出这样的问题。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会谈后,苏联方面迟迟未表态,后来答复说待周恩来于次年初访苏时再讨论朝鲜问题。1957年1月初,周恩来访苏前夕,苏联外交部提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应继续驻扎朝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朝鲜问题尽管复杂,但毕竟比波兰问题轻。不过,几天后,在与周恩来讨论朝鲜问题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还是同意中国从朝鲜撤军的想法。这或许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此时已不再担心朝鲜会倒向西方,因而倾向于从朝鲜撤军,并竭力说服苏联领导人对此表示赞同。

1957年初,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已经不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对朝鲜局势忧心忡忡。种种迹象表明,朝鲜不会倒向西方,金日成也不可能变成纳吉。从毛泽东每天必看的《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有关朝鲜的报道来看,虽然朝鲜在内政的有些政策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对待波匈事件的态度上立场是坚定的,是支持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而采取的措施的。同时,朝鲜《劳动新闻》还发表了谴责李承晚和美国的文章。这表明朝鲜不可能倒向美国和韩国。另一方面,有关李承晚借波匈事件之机鼓动北朝鲜人民起义,组织“北韩解放斗争联盟”,向朝鲜派遣特务,以及叫嚷“北进”统一的报道也不少。这又从反面证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敌对不可调和。毛泽东原先担心美国可能利用韩国向朝鲜渗透的疑虑终将消除。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从朝鲜撤军的想法,并征得苏联的同意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倾向于撤军,并愿意在必要时继续提供军事保护和支援,另一方希望志愿军撤离,并期待在有事时仍然可以得到军事支援。剩下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时机,由哪一方来提出这样的建议了。

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

1957年初开始,中国领导人已不再过问朝鲜党内斗争的情况,甚至对逃到中国的朝鲜干部也严加限制。这实际上是默许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清洗,金日成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1957年7月的一次劳动党中央常委会议上,金日成坚持放朴一禹去中国,并强调说:“中国同志将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士。因此,不用担心朴一禹到中国去。”同时,针对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即将向韩国引入新式武器,中国和朝鲜进行了紧密的协商和配合,立场一致地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予以揭露和谴责。此外,朝鲜拟订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后,希望向中国征求意见,实际上也是寻求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在经过最初的拖延后,最终同意朝鲜代表团来访,并在访问期间对其援助要求基本上予以满足。这样,中朝关系已从一年前的冷淡和紧张中逐渐缓和,并有所升温。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为中朝最高领导人会面提供了最佳的时机。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进行了两次会谈。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了去年“八月事件”的情况以及此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中方则就去年对朝鲜事务的表态表示道歉。双方都同意,保持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相互理解最为重要。在这种相互谅解的气氛下,毛泽东提议朝方考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并保证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挑衅,志愿军还将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鲜人民。既然毛泽东主动提议撤军,还保证不再干涉朝鲜内部事务,又承诺继续提供军事保护,金日成自然乐于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因为他不用再担心志愿军的存在对自身地位的威胁,又无需害怕战争再起失去援手。

总之,尽管希望志愿军能够撤离朝鲜,但无论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还是就情理来推断,金日成都没有直接向中国提出过撤军要求。中国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既满足了朝鲜的愿望,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毕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和李承晚是中朝共同的敌人,中国和朝鲜必须团结一致与之对抗。至于志愿军是驻扎朝鲜境内,还是撤回中国,在中朝友好的前提下,并不影响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与稳定。不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朝友好并非确定无疑,而是充满变数。这样,再来看中国从朝鲜全部撤军的决策,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参考文献:

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韩]韩相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的原因及中朝关系》,(首尔)《亚太研究》第19卷第2号,庆熙大学国际区域研究院,2012年。

《志愿军撤离朝鲜全过程》,《腾讯历史》第126期,2013年2月27日。

田武雄:《同声异气: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的形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编辑: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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