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陈云为何对苏联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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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9 05:22:29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一直认为陈云是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他在《陈云:从商务印书馆学徒到“计划经济之父”》一文中梳理了陈云的经历,陈云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960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

1980年,陈云出席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图源:VCG)

邓小平和陈云自1930年代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都在上海,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大都站在一起。两人在1953年主动向毛泽东揭发高岗,从而阻止了中共在1950年代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在1960年代中期,两人都受到排挤,但也都免于灭顶之灾。

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还因为他在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1930年代他在使苏联接受毛泽东的过程中的贡献,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领全国的过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体制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为了防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走极端所做的努力。

陈云出身寒门,这与地主出身的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他2岁丧父,4岁丧母,后由外祖母养育。7岁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后他与舅舅一起生活到14岁。他的老师在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陈云先是在印刷厂干活,后来成为店员。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是中国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陈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自学。他读书听课,参加有关外部世界的辩论。他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层的资本家挣多少钱算过一笔账,由此推算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的计算与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致。他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员,他从未失去反帝热情,总担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恶资本主义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1925年5月30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开枪射杀了几名中国人后,陈云参加了示威活动,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他发表演说,写文章,讲述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和资本家如何让工人遭受苦难。

1927年国共决裂后,陈云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他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暗杀可能杀害过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官员。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

国共决裂后的1928年,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不是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当时的中国工厂数量极少,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教育、能够担起领导责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聪明的“工人”进入领导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就是劳工领袖,又在那里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

1933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1935年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前夕,陈云参加了黎平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其中包括更多拥护毛泽东的人,这为毛泽东在遵义取得优势铺平了道路。遵义会议之后,势孤力单的中共为了维持共产国际的支持,需要有人与上海的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向它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动;而陈云可以装扮成会讲上海话的当地商人,因此被党的领导选定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后处境险恶:很多投靠国民党的前中共党员很容易把他认出来。于是他按照别人的建议乘货轮去了海参崴,又从那儿转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苏联领导人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的崛起。之后,他在莫斯科驻留了两年。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斯大林(Joseph Stalin)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后来,陈云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960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他1937年底回延安成为毛泽东队伍中的一员后,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势要比江西苏区更稳定,这使他得以建立起党员的人事档案,由于当时的组织部也管着党员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所以陈云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抗战之后,毛泽东派陈云等中共高干去了东北。他们利用这个地区毗邻苏联的优势和日本人留下的工业设备,为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北根据地的扩大,陈云领导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共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后,陈云建立起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网络,为中共军队南下提供支持。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过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以及1955年至1956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从1950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邓小平每天要看15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5份最重要的报告,他读得十分仔细。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可能贻误战机。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复”。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却毁于一旦。

编辑: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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